国学包括那些内容
发布时间：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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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自汉代以来，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自汉代以来，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大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更有宽泛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国粹派邓实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据我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分为：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氏、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等等。
国学有这么几个层面：
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ABC。针对几代人国学素养的不足，面对媚俗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学初步的教育已是十分紧迫之事。这需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配合。
第二是学术与技艺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要通过微观精细地研究，抢救、整理与继承绝学，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金，养一些甘坐冷板凳的专门家，尤其要培养新生代，并造成代代相传的机制、环境、氛围。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例如《论语》《孟子》，按梁启超的说法，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今天我们提倡国学，主要是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缩或失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一味贬损、伤害中国文化之根，无益于西方精神价值的引进与融铸，无益于新的现代文明的建设。
国学并不只属于文化精英。实际上，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我到湖北天门县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我当工人时到两湖、浙江几家大工厂培训两年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人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的东西，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等等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过一些丑恶的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账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觉得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等，大大地弘扬出来。我不认为这是高头讲章。比方说，老百姓中，其实有很多相互关爱的品格与事例，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信等的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例如武昌区吴天祥副区长，长期关爱人民群众，有很多感人事迹。又比方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我与同学们1968年下乡的时候，我们是抱着尖锐斗争的心态下去的，以为我们是革命派，下去是去斗争地富反坏右的。结果乡亲们慢慢地化解了我们的仇恨心理，为批斗对象（多为冤案或地富子女）讲好话，以温情在物质上、精神上关爱我们这些离开城市与家庭的知青。他们家里的鸡蛋、蔬菜很少，但总是送给我们吃。在田间劳动，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蛮干，不要一口气就把一辈子的饭吃掉了，要我们学会保护自己，又教会我们干农活的技巧。慢慢的，我们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情。我小的时候，也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在家里的生活非常艰难，节衣缩食，但仍对邻居与逃荒讨饭的灾民予以接济。我觉得仁爱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内蕴的价值启导出来。
这是一门专业.人文教育，也叫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在英语国家又称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是以文史哲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但是在中国，一般叫做“humanistic education ”，然而，如果要问什么是人文教育，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里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关于人文教育的定位;关于人文教育的界定;关于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一、人文教育的定位:关于"成人"的教育
教育本来是人的教育，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它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育"人"的责任，消解了自己的本质，人的教育被忽略了，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了。而教育一旦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灵魂或人的精神，严格说来就不成其为教育。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 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人文教育是不可以从教育中包括大学教育中抽出的，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断地呼吁加强人文教育。但是，对于加强什么样的人文教育，我们却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和定位。
一般来说，人们谈到的人文教育，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公认的含义，而常常表达着多种含义，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人文主义教育，二是人文学科教育，三是关于"成人"的教育。下面是这三种表达的基本含义。
所谓人文主义教育，特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这是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人性论出发，冲破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会蒙昧主义教育的统治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价值和力量，要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提倡以培养身心健康、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新人为教育理想并据此进行教育革新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其基本精神对今天的教育仍有着有益的启示。然而，由于其历史的局限和随后发展中脱离现实的倾向，以及越来越注重于知识掌握的目的，这种教育思想对当时以及以后欧洲的教育也产生过一些不利影响。 ②关于人文学科的教育，系指以人文学科为基本内容的教育。这种教育在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和希腊的"七艺"教育传统中就已有体现。早期的人文学科教育更加重视其心智训练和情感陶冶的价值，不以培养专家为目的。然而，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及学科分化的日益加剧，教育的专门化日益显著，人文学科教育也走上了不断专业化的道路，脱离了它的初衷。同时人文学科教育在教育的根本目的上也常常受到文化视野的局限，仅仅囿于纯人文学科的范围，这对人文教育的开展也形成了不应有的障碍。
关于"成人"的教育。这是针对教育中无视人、把人当作工具，或者强化人的片面发展，忽视人的身心协调发展而言的，它以全人教育为理念，力求通过德、智、体等多方面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半个人"或者"机器人"，强调给人以广博训练而不仅仅是专业训练，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身心全面而协调发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并实现人的全面价值。近代以来以人本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多次教育改革和一些大学所采取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普通教育以及文化素质教育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这一教育思想的体现。当然，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关于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面对上述三种人文教育概念的表达，这里将人文教育的基本内涵定位于第三种，即关于"成人"的教育。如果我们注意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统一性，树立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并在价值观上确立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观，强调基础性教育与专业性教育的一体性而不是分离性，并吸收前两种人文教育表达的基本精神，那么，人文教育就是"成人"的教育的观点则更显示出教育的意义与现代的高度。
二、人文教育的界定: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给人文教育作如下尝试性界定:
所谓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这一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化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它使人理解并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教育的本质人与理想。
首先，这一界定把人文教育视为人性教育，是使人"成人"的教育。事实上，关于"成人"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要求，最低要求是使人成为人;较高要求是使人成为较完整的人，即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人;最高要求是使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当然是一种理想追求。夸美纽斯早就指出:"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 ③ 这就是一种基本要求。而孔子所说的则是一种高要求。"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④ 关于人性的善恶，历史上争论不休，实际上，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失偏颇，人性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就此而言，也许正因为有前者，人才需要教育，需要不断改造自己，也因为有后者，人才可能教育。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教育是必要的。通过教育抑恶扬善，以至于"止于至善"，一直是教育的一种追求。也就是说，人性不仅有善和恶之分，而且其境界有高下之别，我们的教育应当把引导学生做一个高尚的人作为努力的方向。
本来，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但是，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人们求职生存的需要，人的教育被忽略，人力的教育成为时尚，加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教育中的盛行，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根本，忘掉了人的灵魂。我们应当把被肢解成专业教育与人的教育两部分的教育整合起来，把人的教育作为教育的灵魂贯穿于教育的始终，否则我们的专业教育很难成功，人的教育也就
只能成为一件虚无的东西或一种用以点缀的装饰品。
其次，这一界定把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确定为促进受教育者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上，而不是培养专业工作者，是一种非职业性的非专业性的教育，其核心是涵养和充实人文精神，而不是停留于获得有关的人文知识。知识的获得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达到人性境界的提升。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人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人类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人性不断提升的精神，而不是把人性降格为兽性或动物性。事实上，一旦人没有了人性，其所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今天讲人的教育，人性的教育，还不只是要求人们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还要善待自然，善待我们今天生存的环境，充分理解人生的意义，并把人生意义升华和社会价值实现统一起来。
其三，这一界定是用整体文化的视野与知行统一观来看待人文教育的，而不是仅就人文文化而言的，也不仅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考虑的，基于此，界定中提出了人文教育目的的达成过程，它是通过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而达成的。通过人文教育涵养人文精神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心灵觉解、人性境界提升的内在生长和文化化成的过程，是一个 知行统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内在生长过程，也不是纯粹的文化化成的过程，当然，更不是一个知行脱节或者知而不行的过程。
长期以来，教育认识与实践中有一种误解，以为人文教育就只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毫无疑问，人文学科教育是重要的一面，但不是全部。如果只限于此，那就不仅窄化了人文教育的内容，而且误解了教育本身，是在人的教育中置广大教育工作者包括专业教师与教育管理工作者于无所作为的地步，也把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中一些重要的文化经典著作置于阅读范围之外，致使人文教育的对象缺少了必要的滋养成分，也使人文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失去了广大教师的支持，其结果对人文教育的开展极为不利，也影响了人文教育的实效。我们必须在人文教育的实践中扩大教育的视野，确立正确的教育观，结合教育对象的实际，以提高教育的效果。其中，指导学生广泛阅读文化经典，开设必要的经典导读课程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因为人类几千年来积淀起来的文化经典中含有丰富的人文教育的思想养分。
另外，我们的人文教育常常重在课堂、重在教，而对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学生个体的人生体验却予以忽略。从这个角度分析，文理科较强的综合大学有着学科文化的优势，并无声地影响其校园文化氛围，而单一的工学院、科技学院、甚至理工学院，都存在某些先天不足，以致常常花很大气力也难以营造应有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又降低了学生自我体验的文化蕴涵。更严重的是，这种缺陷还深深地印在学校传统中，深刻地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心理，形成某种不利于人文教育的思维定势。
所有这些考虑，力求给现代人文教育一个合理的界定。但由于力所不及和缺乏深度的思考，其不足在所难免。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界定是描述性的，这种描述也期待着通过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加以深化，如同人文教育的多种表达一样，具有其历史和认识的流动性。
三、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文、史、哲、艺等人文类学科
诚然，这里将进行人文教育的视野放在整体文化观上，即不仅限于学科知识范围，而且涉及文化氛围与学生体验;学科上也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而且包括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所沉淀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的思想精华，人们可以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撞击;而且所有这些，都要透过其层层外壳而深入到内核去吸取其中的精神养分。这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这里单列一个问题要讨论的是:从学科上讲，进行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是什么?答案是: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等人文类学科。也就是说，人文教育尽管涉及人类文化的广泛知识领域，实施途径也多种多样，但就学科范围而言，它仍然有自己的核心学科，这就是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人文类学科。这是因为:
1.人文学科有独特的研究对象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的解释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学科研究人类活动的历史并观察被人类经验和想象所塑造的对象。哲学的研究，文学和历史学的解释，对艺术、音乐及戏曲的批判，都探讨了人类精神的限度、深度及能力。" ⑤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指出:"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 ⑥从现代学科而言，人文学科主要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或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总之，人文学科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它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是研究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问。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文学的真实情感、历史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睿智和宗教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条件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的学术领域" ⑦ 。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经典，无疑是关于人的教育的难得教材。
2.人文学科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的思维模式既区别于自然科学，也区别于社会科学，这是由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心灵世界具有某种特殊性或个别性，它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地进行实验，难以采取完全量化的分析方法，因为人文社会现象包含着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等，具有个别性、不确切性，不可能被纯粹客观地加以描述和分析。因此，理解、阐释、反思、体验、感悟等是其根本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帮助人们以正确的态度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上各种复杂问题。
3.人文学科有独特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它的社会批判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每一学科之中，尤其是人文学科，正如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最大的潜力。" ⑧ 哲学揭示问题的深刻性，文学刻画人物的尖刻性，历史纪录事实的无情性，令其他学科难以比拟。因此，人文学科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对人的批判精神的形成，对人性的提升与人格的塑造，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远。
正是上述因素，即人文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以及特别具有的批判精神，说明就学科范围来讲，人文学科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等，应当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对人文学科的专业教育应予重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所指的人文教育是一般意义的，不是专业意义的，但却与专业意义的人文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因为专业意义下的人文学科教育能为一般意义下的人文教育提供有深度的课程，培养高水平的师资，改善人文氛围，因而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
国学概论——(一)为什么学国学
今天准备给大家讲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学国学，二、国学包括哪些内容，三、国学的核心价值。
一、 为什么学国学
去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人大校长纪宝成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的讲话。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民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国学这个大旗举起来，为振兴国学、接续文脉尽一份力量。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联系到文革时期全面否定国学的历史背景看，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上一件大事，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社会各界人士对人大的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普遍地表示支持和赞赏。
其实，人大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创举，而是继承学习和仿效了清华的传统而来的。早在八十年前，即1925年，清华大学就率先举起了国学的大旗，在全国最高学府首次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拥有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泰斗、国学大师，达到了最高的学术水平。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生，日后都成为我国传承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应该加上蔡元培先生当上北大的掌门人，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故事，时间大约在1917到1922年，正是五四前后。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到了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他们在教授的圈子里搞了一个学院派的国学，出了一批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认为是一股复古思潮，不利于改革开放。
回顾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激进派一直占据上风，保守派则是弱势群体，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21世纪，国学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起色，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的推动，不是学者的提倡，也不是媒体的炒作，而是由民间的各种自发的力量所促成。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寻找文化认同。21世纪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起飞，文化失落，经济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文化上却由于长期对国学的否定，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和整合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和确认，涉及到精神家园的依托和归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走出国门，从事世界性的交往，普遍地感到对国学的无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茫然无根，于是激起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国学，复兴国学，这就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发地促成了一股“国学热”。
实际上，这股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现象是和中化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人们学习国学，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返本开新，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也就是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前两年，北京大学开办了一个乾元国学教室，向社会开放，普及国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人仍然站在五四时期激进派的立场，对北大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指指点点，冷嘲热讽，认为这是宣扬复古，用国学来反动西学。后来北大开办了一个西学教室，向社会普及西方的文化，把国学与西学两个教室并肩而立，平等对待，让社会大众自由选择。应该看到，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没有必要再去重演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了。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复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跟上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超越五四时期的那种旧思维，把当前的“国学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新的评价。
国学概论——(二)国学包括哪些内容
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学这个名词，有人考证，国学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全盘西化，当时激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有自己的国学，有自己的国粹，用不着全盘西化。日本人所谓的国学是指在日本本土发生而为日本所特有的学问，与西学相对。后来黄遵宪、梁启超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来，专指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与日本国学原来的所指完全不同。自从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就成了一个文化讨论的关键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色彩，褒贬不一，至于就这个名词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却是聚讼纷纭，混乱不堪，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暂且避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干扰，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从名词本身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先谈国学包括哪些内容，这是这个名词的外延，再谈国学的核心价值，这是这个名词的内涵。
顾名思义，国学是一个泛称，包罗万象，凡是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都叫做国学，中国的历史文化长达五千年，从春秋战国算起，也有二千五百多年，所有历代所发生的学问，都是国学的内容，现在许多人常常以偏概全，认为国学就是经学，国学就是儒学，或者认为国学就是诗词歌赋，三国、水浒、西游，其实这些都只是国学的一个部分，并不能概括国学的全貌。为了弄清国学所包括的内容，最好的方法，应该从中国的目录学说起。
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的集结、分类和编排的学问。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全国所有的图书集结起来，分类整理，是在汉代，并且编排出一个图书目录，叫做《汉书·艺文志》。根据这个图书目录，我们可以对汉代的学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就是国学在汉代所包括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全国所有的图书分为六类，第一是六艺，第二是诸子，第三是诗赋，第四是兵书，第五是术数，第六是方技。六艺就是六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其中《易》为六艺之原，群经之首，研究六艺的学问叫做经学。诸子共有十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研究诸子的学问叫做子学。诗赋属于文学。兵书属于兵法之学。术数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之学。方技主要是医学。
魏晋时期，对全国的图书重新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到了隋代和唐代，把这四部确定为经、史、子、集，甲部就是经部，乙部就是史部，丙部就是子部，丁部就是集部。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经过中国人的引进、吸收和改造，已经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的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排斥在外，所以《隋书经籍志》把佛教的图书归入集部，《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到子部类中。
隋唐以后，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成为定式，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按照这种分类编排了一套洋洋大观的《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部。由于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逐渐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来，所以《四库全书》也收录了艾儒略、南怀仁、利玛窦等人所写的一些有关西学的著作。
从汉代的《艺文志》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国学的内容真正是包罗万象，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扩展，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广泛地吸收外来的文化资源，把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西学也纳入到国学的范围中来。如果把国学简单地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闭僵化顽固排外之学，显然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关于国学的内容，用经史子集四部来概括，是一个既符合实际又反映全貌的最为完整的说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有人把中国的学问区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科技之学。有人着眼于学术思潮的演变，按照朝代的更替，区分为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有人着眼于文学的体裁，区分为先秦诗骚、汉魏乐府、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有人根据汉唐以后的历史情况，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合流。
总起来看，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所产生的名词，也叫做中学，虽然外延宽泛，包括了中国历代一切的学问，但是并不笼统，而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类编排，所指对象是明确的。
国学概论——(三)国学的核心价值
为了对国学作出恰当的定义，必须准确地指出它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它的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它所包括的范围，内涵是指它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外延大则内涵小，外延小则内涵大，此二者大小关系是反比例的。比如人这个概念，外延极大，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它的内涵也就很小，只能说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能运用符号的动物。如果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下定义，它的外延缩小了，内涵则要相应地扩大，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属性之外，还要加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殊的属性。前面说过，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外延极为宽泛，凡是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一切的学术，被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所登录的，统统包括在内，它的内涵也就不会很大，而是缩小到一种最为基本的属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派对国学的批判，往往是出于逻辑的混乱，弄不清国学的外延和内涵，他们一方面把国学的外延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建礼教，专制王权，同时又把国学本身并不具有的内涵强加在国学身上，认为全是负面的东西，必须打倒。当年梁漱溟先生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写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大作，对激进派的这种看法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照梁先生看来，世界上有三个大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外延包括中国所有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外延包括西方所有的文化，印度文化的外延包括印度所有的文化。至于这三种文化的内涵，则是它们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理念。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就三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则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可以通过世界性的交往，取长补短，会通融合。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界定国学的外延，用中国的精神来界定国学的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激进派的逻辑上的混乱，消除了许多对国学的不必要的误解。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独树一帜，那么究竟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应该来怎样界定。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说法，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什么认同。梁先生为这个问题苦苦探索了一生，直到晚年还写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一本《新原道》，副标题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贯穿了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中庸”是指现世生活的人伦日用之常，“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超越的天地境界，不脱离现世生活而又追求超越的境界，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先生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说法，说明当时许多一流的学者都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同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制定校训所提出的说法，叫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这八个大字来表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再恰当不过了。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清华从美国人手里移交过来，变成中国的国立大学，作为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高学府，文化重镇，必须要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就请梁启超先生题了这八个大字，当作校训，勉励清华的学人继承这种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毕业以后，好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作出贡献。照梁启超先生看来，这八个大字既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的这个说法着重于从核心价值和人格理想的层面进行概括，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底蕴，而且在青年上身上找到文化发展的希望，为他们指出了修养的目标。这种文化精神并不是复古，而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相连，基本的宗旨是朝向未来的。
这八个大字出典于《周易》，也就是《汉书·艺文志》列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源头。《周易》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在源头上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中国哲学的精神。乾为纯阳之卦，卦象为天，坤为纯阴之卦，卦象为地，乾坤、阴阳、天地，组成了整个的宇宙，照古人看来，“天行健”，天道的运行刚健有力，“地势坤”，大地的形势柔和宽顺，因而宇宙的精神就表现为刚健和柔顺的精神。这种宇宙的精神同时也蕴含着人文的精神，君子观察乾卦的卦象，接受自然法则的启示，应该把天道的刚健有力转化为自己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观察坤卦的卦象，应该培养自己具有如同大地那样宽广涵容、承载万物的胸怀。由于整个的宇宙是由两大对立的势力所组成，不能有天而无地，也不能有阴而无阳，所以人文的精神必然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完美的结合，如果搞单边主义进行片面的发展，光是自强不息而不厚德载物，或者是厚德载物而不自强不息，不仅不符合这种人文精神，而且也违反了天地之道的宇宙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刚而能柔，柔中有刚。从宏观的角度看，一部中国文化史也就表现为由阳刚与阴柔的变奏所谱写的光辉的乐章，并且凝结成为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精神，既是勤劳勇敢，又是仁爱善良。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把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当作理想的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尽管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理想未能实现，仍然是始终坚持，毫不动摇，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中和、太和，也就是和谐。我们学习国学，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站在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深入体会和谐理念的内涵，并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的转化。进入到21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已经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千年的理想即将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成功的转型，在传统的和谐理念中，我们加进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崭新的现代内容。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从事人格修养，提高人文素质，最为基本的仍然是清华校训的那八个大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智慧在《周易》 《周易》智慧在和谐（一）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周易》这部书，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发生、成长、定型的整个历史。《周易》是儒家、道家发生学的源头，而儒家、道家虽然改变了《周易》，但是《周易》提供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儒家和道家。这样的哲学自战国末年形成之后，2500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全世界独一无二，真是一个奇迹，文化的奇迹。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做这个讲座，其实心里很紧张、很有压力，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周易》的智慧。
讲到智慧，人们不免会想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的智慧》一书。就像它的书名一样，这部书是讲西方智慧的。那么，东方有没有智慧？中国有没有智慧？对于这一点，持欧洲中心主义的学者似乎是抱怀疑态度的。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们对于本民族的智慧当然是不怀疑的。那么，中国的智慧是什么？哪部经典能作为我们民族智慧的代表？《论语》吗？有智慧，但不能代表全部的智慧。《老子》五千言吗？确实有智慧，但也不能代表全部的智慧。《孙子兵法》吗？国内外都很重视，但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所以它同样也不能代表全部的智慧。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周易》能够代表中国的智慧，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他的智慧都可以用《周易》这本书来代表。
冯友兰先生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这是认为《周易》这部书，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发生、成长、定型的整个历史。一个民族要有精神，没有精神的凝聚力，没有文化的认同，这个民族就不能称为是统一的民族。而民族的精神不是静态的东西，也不是谁规定下来的，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周易》这本书恰恰完整地表现了这个过程。
刚才说《论语》、《老子》和《孙子兵法》都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智慧，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离现在不过2500多年左右时间。中国五千年文明，还有2500年的空档，谁来代表呢？有哪一部经典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呢？《周易》！全世界没有一本经典能够有五千年的历史，《圣经》只有两千年的历史，《古兰经》也只有1300年的历史。印度的《奥义书》稍微古老些，也不过3000年的历史。为什么说《周易》有五千年的历史呢？因为《周易》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他是由三个圣人——伏羲、文王、孔子，历经三个时代——上古、中古、近古而完成的。秦汉之后，历代学者又不断对它进行解释和发展，构成了蔚为大观的易学史。你看，这不是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史同步吗？
《周易》本属蓍占之书，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算命”之书，“数字卦”的破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古人的算命也可以看作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所以这部“算命”的书中，又包含着“古之遗言”，包含着古人的生存智慧。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这些大思想家不断用哲学的思想来解释《周易》，《周易》也就由宗教书变成了哲学的书。这就是哲学的突破。所以说，《周易》是儒家、道家发生学的源头，而儒家、道家虽然改变了《周易》，但是《周易》提供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儒家和道家。这样的哲学自战国末年形成之后，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全世界独一无二，真是一个奇迹，文化的奇迹！
中国智慧在《周易》 《周易》智慧在和谐（二）
《周易》的智慧在于“和谐”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个智慧就是“和”。近些年来，人们终于又发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谐”，这是很大的收获，也是很值得阐发的。
前面论道，《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像是一个大海绵体，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整合为一个整体，早在尧的时代就开始这种整合了，经过了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华夏就正式形成了。春秋战国，虽然是百家争鸣，互相之间也斗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汉代又整合了。这就是《周易》说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我曾说，《周易》的智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其核心价值，可以用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名字来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和谐，“太和”是最高的和谐；“中和”是阴阳相互协调产生的和谐；“保和”就是当它不和谐的时候，进行一种管理调节使它和谐。这些完全是《周易》的思想。孔子写《十翼》，把宗教书改造为哲学书时，就已经反复说到和谐的道理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作为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几千年来赓续不断，生生不息。
这里我们不妨以八卦为例，看看《周易》的和谐思想。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界的物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天和地相对，雷和风相对，水和火相对，山和泽相对。所有自然界的八种物质都是两两相对，相互依存，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共同来构建互动的关系。比如，天和地，如果天在上地在下，即乾在上坤在下，两卦相重组成一个否卦，否就是不通。倒过来，地在上天在下，即坤在上乾在下，两卦相重组成一个泰卦，这叫天地交泰。《周易》反对否，因为它的结果是背道而驰，不相交，天阳上升，地阴下降，不搭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反过来说，如果天在下，地在上，地气下降，天气上升，天地交，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所以阴和阳，排列组合，有的是优化组合，有的则不是。整个八卦都是讲这个道理的。所以，不懂八卦就是不懂得和谐，不懂《周易》也就很难深入理解和谐的奥义。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此不认识，把这个给忘掉了，想的不是和谐，而是斗争。和谐与斗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20世纪中国人把斗争放在第一位，与天斗，与地斗，也并非没有原因，原因就在于那时民族面临危机，面对帝国主义，面对阶级问题，中国人要发挥作用，不斗是不行的。但要知道斗之外，还有一个和，这两者是二位一体的，而且“和”比“斗”还重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应该是由“斗”转变到“和”才对的，可是当时没有做，还是继续斗。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近些年来，经过不断反思，人们终于又发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谐”，这是很大的收获，也是很值得阐发的。
中国智慧在《周易》 《周易》智慧在和谐(三)
“和谐”与阴阳
中国人的智慧就体现在“仇必和而解”中。这就是用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和，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只有“和”才有永恒的爱，才有生机和活力。这个道理很深刻，但并不简单。
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界的物质,既是两两相对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用和谐来解决矛盾。
《周易》还有个原理，即世界是分阴阳的，所有的事物——宇宙、自然、社会、人生，都是分阴阳的，都是由阴阳两方面共同组成的。阴阳就是《周易》里的符号，画一个直线就是阳，画两个短线就是阴，整个《周易》64卦都是由阴阳两个符号构成，八卦分阴阳，64卦也分阴阳，所以说“《易》以道阴阳”。它代表了宇宙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两个组成部分相互依存，互不分离，这叫独阴不生，孤阳不长。那么，阴和阳在一起是和谐？还是冲突？二者都有。这就好比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尽管感情很好，有时候还是会磕磕碰碰的。问题在于，磕磕碰碰之后如何解决，最后的解决，非得和不可，只有和才有永恒的爱，才有生机和活力。这个道理很深刻，但并不简单。
人与人相合，人与社会相合，人和自然相合，虽然有矛盾，但和谐是第一位的，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过“和谐”的取得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通过不断的调节变易得来的。宋朝哲学家张载说了四句话，非常值得玩味，一句是“有象斯有对”，即只要有象，必定有一个东西和它相对；一句是“对必反其为”，即相对的事物，它的行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一句话是“有反似有仇”，即免不了有矛盾、有挫折、有斗争；最后一句最重要，是“仇必和而解”，即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和，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
中国人的智慧就体现在最后一句话“仇必和而解”中。这就是用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可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给忘掉了。韩国人则比我们聪明，大家知道，韩国的国旗叫太极旗，中间是一个太极图，太极是由阴阳鱼组成的，上面是一条白鱼，下面是一条黑鱼。黑白鱼头尾相抱，即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也就是阴阳结合为一体。而且，更重要的是白鱼有一个黑眼睛，黑鱼有一个白眼睛，前者是阳中有阴，后者是阴中有阳，谁也离不开谁了。此外，韩国国旗上还有四个卦，即乾坤坎离。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两卦相对，天不能没有地，地不能离开天，天地组合就是一个宇宙。坎代表水，离代表火，常言道，水火不相容，不相容，也一定要把它组合起来，这就是“仇必和而解”。可见，韩国的国旗是很能反映张载那四句话的深意的。经过多年反思，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一再强调“和谐”的重要性，现在又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把联合国改造成一个和谐大家庭的目标，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它与西方的单边主义、美国的先发制人、新保守主义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这些年中国在运用这个智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国智慧在《周易》 《周易》智慧在和谐（四）
《易》为群经之首
历史上，的确有人借助《周易》搞迷信。但那是末流，不登大雅之堂。那不叫易学，而是数术，也就是所谓的算命。真正的学者，始终是把《周易》视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懂了《周易》才可以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周易》，其智慧，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就是阳刚阴柔的辩证统一，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前面谈了《周易》的智慧，现在再从学术史的角度谈一谈《周易》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在经学时代，《周易》居于群经之首的地位。它为什么能居于这样的地位呢？简单回顾一下易学史，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包含三部分内容，一个是《易经》，一个是《易传》，一个是易学。《易经》形成于伏羲到文王的这个时期，这时的《易》还是一部巫术的书，宗教的书，神话的书，算命的书。《易传》形成于孔子及其门弟子之手，这个时期的《易》已被诠释成为哲学书了。汉朝以后，《周易》经传被奉为经典，直到清代，被称为经学时代，解释《周易》的成果有三四千种之多。那《周易》为什么居于群经之首呢？这与司马迁有关。起初汉朝人是重视《春秋》的，司马迁说不行，应该是《周易》更重要，因为《周易》里面有一个智慧，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有一个哲学的原理。司马迁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凡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一律都是伟大的易学家。司马迁说了一句话：究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就是一个阴阳的问题，《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一个天人之际的问题。后来，汉武帝、董仲舒慢慢接受了这个观点。到汉宣帝时候，有一个宰相，认为《周易》是圣帝明王治太平之书，帝王应该用《周易》原理，创造一个太平盛世。这样，《周易》的地位就被提得更高了。东汉时期，班固写《汉书》，整理国故，编写了《艺文志》，正式视《易》为群经之首。官方认可此说，《周易》便从所有的经书中脱颖而出。从此以后，《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再没有动摇过。很多人应用《周易》的原理进行决策，批评朝政，治国安邦。直到到民国年间，由于把《周易》看成是迷信，其地位才一落千丈。
《周易》是不是迷信？历史上的确有人借助《周易》搞迷信。但那是末流，不登大雅之堂。那不叫易学，而是数术，也就是所谓的算命。真正的学者，正统的意识，始终是把《周易》视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总之，我们要想懂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懂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周易》是不行的。而且，懂了《周易》才可以懂得儒家，才可以懂得道家，才可以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周易》，其智慧，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就是阳刚阴柔的辩证统一，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结束语
感谢余敦康先生所作的精彩演讲。经过余先生的介绍，我们充分了解到《周易》所包含的古人智慧，也明白《周易》与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密切关系。
《周易》中所包含的“和谐”内容，更能帮我们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也许，这正是西方人称《周易》为中国的“圣经”和“智慧之书”的原因吧。
■小启
《光明讲坛》栏目开办以来，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关注，大家热情地对“讲坛”给予支持和帮助。为了把“讲坛”办得更好，我们向读者征集“讲坛”的题目，大家共享思想的盛宴。
国学的源头——新浪直播间聊天实录
国学的源头
——八月二十五日作客新浪直播间
主持人（《光明日报》国学版 梁枢）：
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本次访谈的特约主持，来自《光明日报》国学版的梁枢。今天我们荣幸请到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的首席导师、新浪网的乾元国学博客圈的资深圈友——余敦康先生。余先生，欢迎您！
跟余先生认识好多年了，您还记得咱们之间一共做过几次访谈，我采访您？
余敦康：
最早是在威海。
主持人：
第一次是在威海，做的是“重建中国诠释学”。第二次是在文明杂志社做的“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第三次是在您家里，去年年底国学版成立的时候，做的是“五十年国学沉浮录”，这是第四次。
余敦康：
今天和梁枢先生谈的第四次的话题就是“国学的源头”，实际上在文明杂志社谈的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期”，那就是一个“国学的源头”的话题。中华文明在轴心期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以前，还有一个前轴心期，还有二、三千多年的历史，要了解中国的国学一定要从源头讲起，所以那次谈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期，那次谈的蛮愉快的。
可是更重要的就是第三次访谈，谈到五十年来国学的沉浮录。我觉得这五十年的国学沉浮录，是我们了解国学的源头的一个时代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个五十周年来国学有沉有浮的时代背景，你就根本不知道国学的源头这个话题怎么提出来，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所以要简单的把这五十多年来回顾一下，就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五十年。1949年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个时候的三面红旗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画什么东西了呢？什么也没有画出来。最突出的事件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是“文革”，再一个是八十年代的《河殇》。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的“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搞四清”，所有的传统都属于封建、被打倒之列，孔老二也是被批倒的。“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这是一个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河殇》，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那时候国学是封建、落后、反动，阻碍现代化的阻力。虽然《河殇》那个批判国学、否定国学和“文革”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把国学反否定掉了。所以国学不是好东西，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是很落后的东西了。
九十年代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我的老师张岱年先生，他们搞了个学院派，在教授圈子里面搞了一个国学，出了很多的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包括《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好多的地方，占了一个主流话语、强势话语，说现在提倡国学就是提倡复古，这个压力很大啊。
所以国学在这五十年中间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起色呢？甲申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谓甲申年就是2004年，有五个人人，文化精英分子，要提倡文化复兴。是哪几个人带头呢？有人大的副委员长许嘉璐，他是政界人士，半学界半政界，他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季羡林，还有任继愈、杨振宁，还有作家王蒙。他们在甲申年发表了一个文化宣言，说我们要弘扬国学，中华民族在这个时候2004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要迎来一次文化建设的高潮。从1949年到2004年，这个过程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2004年是什么年？2004年就是甲申年，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理论从哪儿来？当然是传统文化。所以甲申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当时这些人发表一个《甲申文化宣言》，是和历史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甲申年提出来复兴文化宣言，什么是国学？复兴什么？这个思想很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国学是什么。有人说国学就是儒家为主干，这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也有反对的，说不对，道家主干，儒学不能够独霸天下啊。还有人说不对，还应该包括墨家，墨子提倡非公、和平，提倡兼爱、博爱，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东西，不能没有有墨子。还有《孙子兵法》也应该弘扬，这样就回到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了，我们不知道应该复习哪个国学了。
有人说复兴国学，国学的门类很多，有人说弘扬昆曲是复兴国学，弘扬红学也是复兴国学，几乎所有中国的东西都叫国学，什么叫国学呢？国学是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由于几十年来的否定国学反传统的思潮在这个社会上还占有很大的比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还是抱着很多很多否定国学的姿态，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它。
所以说复兴国学在现在我们这个时候重新来提起这个话题实际上是经过了这么一个坎坷曲折的过程，走了一个之字路，也可以说否定之否定之路。所以不谈这个时代背景我们这个国学的源头谈的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
没错，余先生谈的非常好。国学源头的问题，一说起这个问题很容易联想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理论，他在这个理论里提出，在公元前800年多公元前200年这50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上三个相互隔绝的地区，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同时发生了一场，用今天的话讲叫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产生了哲学的突破。在这个轴心理论提出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还要追问为什么的问题，用您的话来说，就是说它还在流上，还是要涉及源头的问题，如果源头问题弄不清楚，这个理论很大程度上说只是提出问题，就包括雅斯贝尔斯自己也说这是一个“永不知晓”的历史之谜。您能不能在这方面谈谈？
余敦康：
雅斯贝尔斯是一个德国人，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在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由于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受到了希特勒的迫害，他就被迫流亡到瑞士这些地方或者流亡到美国，他也受到牵连了。他就反思为什么在西方这样一个文化区就产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在雅斯贝尔斯以前，从黑格尔开始就提出了西方中心论，就是说西方是文化的中心，东方包括中国、包括印度这些国家还没有进入历史，在历史的边缘，只有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才慢慢进入到历史的中心。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就是希腊，所以抱着蔑视的眼光看东方。
我是学哲学的，对黑格尔的哲学是如痴如迷，非常敬佩，但是一看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东方抱着这么一种蔑视的态度，作为中国人感觉受不了，侮辱中国嘛。可是西方人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西方也有随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一个德国人，叫斯宾格勒，提出西方没落，提出西方文化处于一个没落期，与西方同时并存的还有好多好多文化，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也是德国人，他反思为什么在西方被黑格尔世界文化中心的地方居然产生了希特勒，而且连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西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提出轴心期的理论，就是把中国、印度和希腊摆在平等的地位来看，这是很有道理的事，而且有符合历史的事实，是一种反思。
这个反思也使得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好好地重新考虑。就我们中国人来说，从鸦片战争开始，所有的先进的中国人把西方看成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中国要摆脱现在积贫积弱的地位必须向西方学习，像毛主席说的，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可是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也是刚才我所说的，特别是王国维，他典型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表现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西方的文化从科学性来说是可信的，可是西方人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对中国采取排斥、蔑视、贬斥的态度，不可爱。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是很爱的，王国维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热爱的，可是中国的文化不能救中国啊，中国必须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所以可爱者又不可信。结果王国维一辈子在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之中，1927年跳到昆明湖自杀了。
王国维的自杀有人做过各种各样的讨论，可是陈寅恪说的最好，这是个文化的悲剧，就是王国维没有解决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矛盾。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扩大一下看，这个矛盾我刚才说了，我对黑格尔的哲学从可信这个角度我是学习它的，但是黑格尔采取那么一个态度贬斥我们中国，说中国落后，孔子根本谈不上哲学，那我就抵触啊。但是我对中国人的文化那么爱，它是不是有可信度，也拿不准。还有很多矛盾，鲁迅的矛盾、顾颉刚的矛盾、胡适的矛盾。比如胡适，全面西化派，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在他的日记里面就写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无知、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无知。可耻！！”而且可耻前面打了两个惊叹号。可是他哲学上信仰实用主义啊，哲学上信仰实用主义是可信的，但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可耻，也是矛盾的。
再说，我们刚才讲了《甲申文化宣言》，其中有一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杨振宁就有签名。他作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肯定是爱的，要不然他不会在这个里面签名，特别是杨振宁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的是西方的科学，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有很大得成就，他信的是什么？一定是科学主义，他爱的是什么？肯定是中国的文化。这产生了一个什么矛盾呢？前几年讨论《周易》的时候，杨振宁就说了，《周易》就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阻力。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周易》是阻碍中国的阻力呢？我们好多学者对样杨振宁这个说法极为不满。为什么杨振宁产生这个矛盾，说《周易》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阻力，是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是可爱者不可信。
主持人：
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
余敦康：
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至于如何解决，一定是联系国学的源头来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种满意的解决。
主持人：
刚才余先生谈的非常好，给我们宏观上、总体上描述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谈论国学源头，它的现实的问题背景、历史的文化背景，把这个问题闹清楚，背景的问题闹清楚了，才能把我们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意义凸显出来。
我之前就看过您的这本书，《宗教·哲学·伦理》，里头写到夏商周宗教，主要就国学源头，您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经过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写出了这么一篇有8万多字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很受震撼，这也是今天要提起这个话题国学源头最初的动机，想到我们在新浪网搞系列的访谈，谈什么？首先跃入我脑海里的就是这个主题，因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看您在书里头用了一个词，您谈到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说法，中国国学最崇高的概念是“道”，印度是“如如”，希腊是“逻各斯”，它们在三大文明开端之时就凝结而成，构成各自文明演进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并且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带领着自己的人民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形成了迥然相异的面貌和特征。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当初我们国学的缔造者们，就是在轴心时期、在诸子时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名词概念中选择了“道”作为原点？这个“道”从哪里来的？我想这是涉及国学源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余敦康：
是的。所谓国学的源头我刚才说了，就是面对着西方的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中国的文化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形成一个文化的自觉，怎么样增加中国人的自信。这是所有20世纪的中国人所面对的很难解决的问题，比如鲁迅先生是反传统的，他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文章，《难道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吗》。没有丧失自信，中国人历来就有连续不断的脊梁骨顶着，又主张要像汉唐时期那样，对自己的文化自信、开放、从容的心态，这鲁迅的矛盾啊。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中间，中国从五四开始就有几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全盘西化，完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定之后按照西方人的路子改造中国，这是激进派的东西。还有一派，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国粹派，中国的文化就是好的，不要西方，这是两个极端的，一个是全盘西化，一个是抵制西化。还有一种中体西用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两方面结合起来。
余敦康：
虽然中体西用这个词有好多用法，实际上我们中国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是走了中体西用的。五四那时候，梁漱溟先生写了一个大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反对全面西化派，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把中国、西方、印度三个文化做了一个比较，有三个不同的说法，有三个不同的路。这三个不同的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将来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金岳霖先生实际上是继承了梁漱溟先生的这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路子而来的。我们要了解一下金岳霖先生的心路历程。他是我的老师，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是西方分析哲学逻辑实证的大师，他的那些学术著作拿到中国来说也是一流的，他学的哲学完全是西化的，而且英文极好。可是后来到了中年以后他觉得不对了，一个中国人学西方的哲学始终是不能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你了解可以，没法达到一个情感的满足。达到情感的满足应该回到中国的文化区的核心概念上面来。
他这一比较，就比梁漱溟先生那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了一个哲学的层次来说的。这很有启发意义。他就说在希腊、在印度、在中国这三个大的文化区都有一个核心的概念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动力，推动所有的高层次思考的人不懈地进行研究。西方主要是“逻各斯”，逻各斯研究普遍理性，慢慢的走向一个科学真理。印度是“梵我一如”，像中国的“天人合一”，得到一种高峰体验，情感上得到满足，所以要走向宗教的道路。中国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研究一个“道”。
金岳霖先生试图解决王国维的矛盾——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他要从可爱者不可信中间找出一个可爱者也可信这个路，金岳霖先生还没有找到这个路，解放以后他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路也没有找到。这个路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找的。我们现在提出国学的源头就是说好好的想一想究竟国学是什么，究竟中国、印度、西方三个大的文化区不一定从道、逻各斯、如如这三个哲学概念来分析。我想把它转成一个文化史学的角度，从文化发生论的角度来看，我好像找到了一点窍门。
主持人：
您是过谦了，我觉得是一个支点。
余敦康：
只是一个窍门而已，能不能成立还不好说。我这个可爱者未必可信。（笑）
拿中国和希腊、印度来比，包括埃及、包括波斯、包括巴比伦，包括全世界所有古老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和其他的各种文明相比是一个连续性的，其他的文化都是中断的。比如希腊文化来说，希腊的哲学固然很高，哲学从哪儿来啊？宗教。宗教是什么宗教？奥林匹克的宗教。奥林匹克的宗教以前呢？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发现了好多希腊的考古学，在以前有迈锡尼的文化、有克里特的文化，现在已经找不着了，而且希腊的哲学不是本土的，有好多是从埃及传来的。这个文化是个断裂的文化。为什么提出“逻各斯”这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包括我们现在研究，到现在这个问题搞不清。他们突然之间提出一个“逻各斯”的概念出来，从哪儿来的？这说不清的。
再说印度，印度为什么提出个“梵我一如”来？印度这个文化也是中断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的土著民族以后，提出一个婆罗门教，是雅利安从外面带入到印度去的，也搞不清。至于埃及金字塔的文化也搞不清了，波斯、巴比伦也都断了，唯有中国的文化一脉相承。
简单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有夏商周三代，以后是春秋战国，这不是一脉相承的吗？连续性的发展序列，而且特别很重要的就是在轴心期产生孔子、老子、墨子这些诸子百家以前早已有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这个希腊没有、印度没有，唯独中国有。
主持人：
我看您称为王官之学，古之道术。
余敦康：
古之道术、王官之学，早在周代已经形成了。
这里我说说王国维，王国维为什么产生了矛盾？他开始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是最早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开始者，很高深，研究的很透的。康德哲学他是第一个介绍中国来的，舒本华的哲学是他第一个介绍中国来的，研究来研究去以后发现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后来他转向研究中国的文学，成就辉煌，《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经典之作，还是可爱者不可信。最后回到中国的古史研究上来，研究甲骨文、研究古代历史，提出二重证据法，特别重要的是他写了一个《殷周制度论》，那时候在史学界是顶峰的，现在还有不朽的价值。《殷周制度论》，那个时候他就说中国的文化在周代就趋于一个成熟的状态，有基本原则、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中国在周代那个时候，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那么幅员辽阔的不仅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行政的融合体，更重要的的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王国维说的那个东西真好，这是他的创造。所以只有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才能搞清楚。
夏商周三代继承了古代的五帝文化、尧舜的文化，以至颛顼的文化，又继承了炎黄子孙们所创造的文化，自成体系，发展到周代成熟了。到了轴心期，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究竟我们说中国的文化是以儒为主、以道为主，还是以墨子、《孙子兵法》为主？都是中国的文化，都是国学的范围。我现在很推崇儒家，但是我不是说把儒家作为唯一的，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上把这个儒、墨、道、法诸子百家搞清楚，他们是流而不是源。
主持人：
好像还有一句话“道术将为天下裂”。
余敦康：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套一句《三国演义》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倒过来说，话说中国学术发展的源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很古很古中国连续性的文化发展序列，到周代成熟了，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已经是非常深刻的概括出来了。后来合久必分，就分成了儒墨道法诸子百家，那就是百家争鸣，都是自己当老大，互不相让，都觉得自己对别人的不对。可是最后分久必合，到战国末年、秦汉以后就是合了。根据一个什么原则呢？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个大史学家。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论六家要指》，就是儒、墨、道、法、阴阳、名家，他把这六家的要旨作了一个综合的概括，说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用现在的话是“和而不同”。六家都有存在的道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中华民族同归于治。这个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从夏商周三代，到百家争鸣，最后到了汉代、到了司马谈那个时期，“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包容性很大，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态度。这个精神很重要的就是和谐的精神，这个和谐的精神，是早在很古很古以前就提出来的，就是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就包容了这么多东西，这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就拿民族来说，比如说尧舜那个时候，尧舜那个时候在黄河的流域，我们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那时候还没有国家，国家是夏代开始的，尧和舜这两个人怎么样把黄河流域分散的各个部族能够整合起来，统一起来？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镇压，特别也不是靠征服、靠战争。以前我老讲，这是利用中国的宗族体制，由宗族到部族，部族然后再万邦，就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用文化统一、用文化来整合，至于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东西？舜在那个基础上就任命了一个司徒之官，就好像我们的宣传部长似的，管意识形态的。舜任命契，也就是商代的祖先为司徒之官，拟定价值标准，很简单，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个价值标准就是我们进行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取得什么效果呢？协和万邦。在没有国家以前，我们中国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了。后来，夏商周形成一个国家了。一个国家政治的操作怎么样？特别是周代，有一个《洪范》，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宪法，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王道”。王道就是说不要偏向哪一方面，“无偏无党”，“无偏无陂”，不要偏这边也不要偏那边，对待所有的国家要公平、要正义。那是一个政治操作的原则，就叫“皇建其有极”，这从价值观来说，早在夏商周三代，从尧舜到夏商周已经形成了，形成以后这叫一个“道”，所以变为道在哪里。
所以说西方也看到这一点，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追问道在哪里，也就是王道在哪里，西方的哲学追求的是真理是什么，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讲国学的源头，主要是说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我们走向了世界，我们应该像汉唐时期那样有一个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觉、要开放，而且每一个人作为一个载体要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这才是国学。
主持人：
谢谢余先生今天光临聊天室做客，以后我们还将陆续邀请国学圈里的资深人士跟网友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互动，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和谐是国学的核心价值
现在没有真正的国学家了，过去有。清华国学院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地地道道的国学家。后来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也都是国学家。他们最主要的是有一种真正的内在的价值关怀。正如赵敦华老师所说，国学不是简简单单的学问，是一种文化的关怀。冯友兰先生当年说过一句话：旧邦新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中国也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是文化，一定要复兴中国的文化。所有学问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有一个核心价值观。离开它，就不能叫中国文化，不能叫国学。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
从世界文明古国来说，历史上共有五个。第一个埃及，尼罗河文明，比中国还早一点；第二个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文明；第三是爱琴海，古代希腊文明；第四是印度，印度河文明；第五是中国，黄河流域文明。这五大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就形成了，但是今天其他四大文明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中国文明还继续存在。这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的埃及已经不是古代埃及，埃及文明经过了两次摧残，第一次是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占领埃及，把希腊文明带去了，又过了几百年阿拉伯人又征服了埃及。古代巴比伦也没有了，现在的伊拉克也是阿拉伯人。希腊文明被土耳其征服，后又被东正教征服，希腊文明全传到别的国家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自己原来的文明了。印度文明也没有了，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古印度文明被全部摧毁，建立了种姓制度，慢慢产生了印度教。
世界上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流传发展的只有中国，居然从黄河流域文明又扩展到长江流域，又扩展到东北、四川等等。经过考古发现，中华文明并不只有黄河流域，而是多元并存。已故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中华文明最大特点是“多元一体”，多元汇成一体。为什么能够多元一体？这种一体是什么？是政治？宗教？种族？都不是，是文化！
公平正义是中国王道的核心
国学保存的最早一篇文献是《尚书》。头一篇叫《尧典》，是尧发布的一个政府文告。里面有几句话，可以从中了解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很重要，应该背下来。“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尧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战略。
“克明俊德”，“克”是能够的意思，“明”是彰明，“俊德”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时中国是一个族、一个族地居住在一起，每一个族内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让他们当领导。任务是“以亲九族”，把九族团结起来。什么叫九族？当时中国人都是血缘大家族，非常大。比如我，从我这儿往上数四代，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从我这儿往下数四代，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就是九族。把血缘大家族团结起来，这样社会的基层单位就巩固了。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这里的“百姓”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老百姓”的“百姓”。一个姓是一个大族，百姓就是一百个大族，就是把很大的一个部族要治理好。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部族治理好以后，进一步就要“协和万邦”。“万邦”，上万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现在联合国才两百多个国家。这里关键是“协和”两字。“协和”就是和谐。
后来尧把天子之位传给舜，舜根据“协和万邦”，进一步提出一个核心价值观，即《舜典》里的“慎微五典”，“五典”也叫“五教”，就是说要谨慎地把五教作为道德规范。五教就是五个道德规范，从尧舜开始一直流传到现在，已四千多年。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所以多元一体就是两个事，一个是核心价值观，要和谐；一个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样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把各个民族融合起来，成了一个和谐体。部族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要做到这几条。这就打破了种族的界限，部族的界限。在中国没有像中东、非洲地区那样的部族战争，部族都团结起来了。
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很大的国家，全世界那时都没有那么大的国家的。国家当时制定了相当于宪法的东西———《洪范》，“范”就是规范，“洪范”就是大法。根据这个“宪法”治理天下国家。这个“宪法”的根本精神是两个字———王道。什么是王道？就是“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就是公平、正义，不要偏袒某一方面。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部族，不能偏心，
要大公无私。当时中国就是用这个来治理天下。
这是对内。对外如何呢？《国语》第一篇里有“先王耀德不观兵”。这是大臣劝周穆王不要攻打犬戎的话。这句话就是说不要渲染武力，只以道德使其臣服，使其自然而然地归顺。中国不侵略，不称霸，早在周穆王的时候就说了这话了。
外族夹击，华夏文化面临被灭的危险。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即尊重周王抵抗夷狄外族。结果成功了，文化得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