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域文化差异与原因浅析
发布时间：2016-12-19
字体大小:
摘要：
本文旨在探析陕西省南北文化差异及其原因，从形式文化区的角度将陕西全省划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文化区，然后根据卢云提出的文化区形成机制探讨了其成因。在分析陕西文化区形成的历史、人文过程后,又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政区、交通条件和移民等方面论述了陕西文化区形成的主要机制。
引言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古。中国大地原点就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秦岭山脉横贯全省东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从北到南可以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三个地貌区。秦岭以南处于汉江中上游，属长江水系；秦岭以北处于黄河中游，属于黄河水系。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巨大，文化也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广义上讲，陕北和关中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关陇地区，属于三秦文化区，自然和人文背景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豪迈而粗犷。而陕西南部的文化与四川的文化相近，因为一直都是同一地理形成的文化。因此，既受到关中地区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巴蜀文化的辐射，形成南北兼有的文化特征。
陕西，简称陕或秦，古为雍州、梁州之地( 陕北、关中属雍州、陕南属梁州) ，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之中心。“陕”本是指陕陌，在今河南省陕县西南。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由周公治之，陕以西由召公治之。此后，人们便把陕陌以西称为陕西，简称为“陕”。“秦”为陕西简称，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辖区主要在陕西的缘故。之所以又称“三秦”，则是因为项羽攻占关中以后，将秦的3个降将封在秦之故地而得名。
陕西文化演变兴于史前时期，到周、秦、西汉时期得到了3次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在陕西，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三国时期，陕西关中属魏的雍州所辖，治所在长安；今石泉以东陕南各县，属魏的荆州所辖(今河南省新野县) ；陕南西部为蜀的益州所辖( 今四川省成都市) 。唐代，陕西文化达到极盛时期，因而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引领全国的作用。五代以后则失去了在全国的引领地位①。元代的政治中枢为中书省，在各地的分设机构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陕西行省的辖地包括今天陕西全境及甘肃兰州以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中部以南各地。并且，元代处于军事考虑，设兴元路于汉中，之后改路为府，设汉中府，从此汉中便隶属于陕西省管辖，文化也逐渐开始受到北方影响。陕西也因此成为一个地理和文化都跨越中国南北的地区。
以上所说的陕西在实质上指的应该是关中一带，陕南和陕北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一直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所以，陕西不仅地域文化南北差异大，而且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很明显的差距。
一、陕西文化区的划分
“文化区”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区主要涉及文化扩散后形成的各种类型区域的组织形式，即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文化的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在传统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被划分为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感觉文化区）。这三种文化区一般来讲是有区别的，但也有可能重合。如陕西的乡土文化区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但具体到地域上时，人们多按政区划定:陕北包括延安、榆林，关中包括西安、咸阳、渭南、宝鸡、铜川，陕南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这说明陕西乡土文化区与行政功能文化区是重合的。另外形式文化区基本上也与上述两种文化区存在重叠。
划分文化区，最关键的就是确定划分指标，然后根据整体区域内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区。根据以上思路，按照当前被普遍承认的划分方式，陕西文化区划分为陕北区、关中区和陕南区三个文化区。各个文化区都有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通过文化指标直观的反映出来，国外大多采用语言（方言）和宗教为主导指标，但在我国宗教观念的影响相对薄弱，特征不及风俗显著。张晓红（2000）在《陕西文化区划及其机制分析》一文中采用自然景观、学术文化、方言、婚俗、丧俗、岁月民俗、居住习惯、信仰习俗、戏剧与民歌9个要素作为划分指标，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的地域文化特色逐渐被现代方式取代，区域差异渐渐模糊。比如，婚俗、丧俗、岁月民俗、信仰习俗、居住习俗，这五方面尽管在部分地区和人口中间还存在差异，但是受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极大冲击，这种文化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并且随着文化的融合，至少在陕西，我认为这些差异未来会趋同。另外，关于学术文化，作者从历史的角度认为，陕北和陕南学术文化落后，关中在宋代以前学术文化发达，我想这一特征在当前仍然是成立的，但是这一特点在根本上反映的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以及政治经济状况，所以，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的评判指标并不合适。总之，文化区的划分应该立足于自然这一根本，然后分析文化格局，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在张晓虹关于陕西文化分区的9个指标中仅选取其中的自然景观，方言和戏剧与民歌3个要素，在此基础上增加饮食习惯和农业生产两个指标。之所以增加这两个指标是因为它们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文化的的形成和影响具有直接性。“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饮食习惯是由当地生产的粮食类型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自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但在较小的区域内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明显，所以，再通过饮食习惯进一步验证。陕西三大文化区及其基本特点如表1所示。
表1：陕西各文化区指标及基本特征
注：以上特点均从现时角度。资料整理自陕西《地情资料库》：www.sxsdq.cn.
这里需限定说明的是，陕北文化区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主体，其地域范围大致以清代的榆林、延安两府与绥德、州为限，即今天的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关中文化区包括清代的凤翔府、西安府、同州府与州、乾州地区，是以关中平原为主体的地区，和现在的西安市、宝鸡市、渭南地区一致；陕南区包括清代的汉中、兴安两府、商州和西安府的宁陕、孝义两厅，以秦巴山地为主体，与今天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范围吻合。另外，在陕西综合文化区划方案的确定过程中,商州亚区的归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其文化现象带有极强的过渡性，无论将其归入关中还是陕南，都有些勉强。这里也仅是因为商州与汉水流域一样，清代接纳了大量的川楚移民，同时自然景观更接近陕南亚热带地区，故将其归入陕南。但不可否认，商州许多文化现象都与北部的关中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二、陕西地域文化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文化区的形成来源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和长期的历史演变。卢云先生认为，文化区域生成演变受到自然环境、行政区划、经济类型、移民及城市发展等五方面的影响与制。具体到陕西省内文化区的形成，虽然也应该在此范围内进行分析,但是要立足于陕西地域文化的实际。具体分析如下：
1、自然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文化区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一般来讲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形成不同的文化区。陕西南北自然条件差异极大，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地貌形态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陕西内部文化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首先，在不同的自然带内采取不同的农业组织形式，形成不同的农业景观。陕北地区半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决定了当地半农半牧、甚至是游牧的农业景观；温带半湿润气候形成了关中以麦为主的旱作农业景观；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与陕南稻作农业景观相契合。这种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导致包括饮食习惯在内的种种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可以说，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实践是陕西文化地域分异的基础。
其次,气候条件与地形因素直接影响到当地物质文化景观。以居住习俗为例，尽管现今的差异已经在渐渐缩小，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文化还是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陕北“穴土为窑”的居住习俗与当地稀少的降水相适应；反之,多雨潮湿的秦巴山地就无法使用土砌的建筑物，以茅草、木材和石头为建筑材料，则能适应当地多雨的气候。同样，地形对聚落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陕北沟谷纵横，当地民居基本沿沟谷带状延伸，参差错落；关中地形平坦,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乡村聚落；秦巴山地崎岖的山地，则产生了以星散分布为主的聚落形态。另外，地貌形态和地质构造的差异也影响了建筑形式和材质，比如陕北的窑洞就是源于垂直节理发育的深厚黄土地貌，而陕南山地丘陵就地取材主要是石头和木材。
最后，地形以及所处的区位直接影响了区域交通状况和城市发展，从而影响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最初的城市都是在大江大河中下游平原开始发育的，一方面的地形平坦，另一方面适宜农业生产。所以，这些地方的城市发展迅速，文化发展更加迅速，也更加成熟。
2、生产方式
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下的文化呈现不同状态，直接影响到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在陕西，这种因不同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文化地域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自北向南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生产类型也不同,这为陕西三大文化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游牧、半农半牧的生产制度与辽阔单调的自然景观，形成了陕北尚武、质朴的文化特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旱作农业方式促进了关中民众敦厚、稳重、保守、固执群体性格的形成；多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下，茂密的植被与稻作农业方式，使陕南地区产生了信巫重鬼神的民风和灵活多变的性格特征。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则使得民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关中平原土地平衍，沃野千里，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足的生活，使关中地区的风俗接近中原地区；陕北黄土高原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迫使当地产生了与此相对应的风俗，如婚俗主要着眼于经济交往内容，丧葬从俭和速葬等，陕南谷地与低山丘陵地区，发达的稻作农业与丰富的物产，使得当地“风土物产近于江南。”而在高山老林地带，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其风俗自然保存了较多的原始特点，如婚俗中的赘婿、招夫养子等。
3、行政区划
政区往往是某一地区自然、人文区域的综合反映，周振鹤曾论证了宋代的路一级政区与人文地理区域相吻合。这是因为政区形成后，往往也会反过来对区内的文化现象进行整合，在区域内主流文化的压力下，不同的文化会变得同质化。元朝统一后从军事角度的考虑，将汉中从巴蜀地区划归陕西省管辖，所以陕西南部的文化与四川的文化相近，因为一直都是同一地理形成的文化。此后，陕西高层政区建置一直相对稳定，陕北、关中、陕南共存于同一高层政区中。在政区的整合下，内部文化现象从歧异极大发展到清代以后相似性逐渐增强，与周围的三晋、巴蜀、陇东文化已有明显的差异。就是说,尽管陕北地邻山西,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近,但在政区的影响下,当地风俗已与山西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样陕南融入了关中地区的文化，与巴蜀文化也产生了差异。可见，在高层政区的整合、规范下，陕西已开始成为具有更多相似性的文化综合体。
4、交通条件
文化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不断接受区内主流文化元素施加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邻近地区文化现象的浸染。但是，文化区能否接触到异质文化关键是看其能否被有效的传播和接收，而其中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交通状况的好坏。总的来讲，在交通发达的地区，或者说地理上往来便利的两个地区之间，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更容易发生反应。尽管在自然这一要素的地形状况中已经提到交通对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陕西来讲，交通因素在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主要源于陕西南北跨度大，加上秦岭阻隔，使得南北交流存在极大不便，而交通作为文化传播和扩散的主要通道，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陕西各文化区中，陕南区处于南、北过渡地带，不仅是亚热带到温带的过度，更主要的南北方联通的交通要道。汉中地区向来是联系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重要通道，历史上，通过秦巴山地，连接秦蜀间的褒斜、子午、陈仓、傥骆道都以汉中作为中转站。与北部关中平原和南部四川盆地频繁的交通往来,使得汉中明显带有秦蜀文化交替影响的痕迹，比如方言，汉中方言属于西南官话，但语音、用词等夹杂着中原官话。陕南文化区的商洛地区在文化上与汉中略有不同，商洛位于陕南东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北属关中,或东隶豫西,与鄂西北并无行政牵连，政区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只能来自关中或中原地区。但是，其带有一定程度的楚地色彩，最可能的原因显然是由于这里是北上关中、南下荆楚的捷径。可以说，商州道一直是关中与荆楚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正因为此，商洛地区才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楚文化的影响,带有荆楚文化的色彩。
5、移民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当具有某种特定文化的人群在迁移时，同时将原居地的文化带到新的地区，这些文化特质不仅为移民在移入地所承袭，还会在潜移默化中为当地人部分接受，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出现融合，形成新的分布区，这种现象在文化地理学中称为迁移传播。迁移传播只有在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才能产生。
对陕西省内文化区的形成，以影响最大的清代陕南的移民为例，由于历史时期陕南秦巴山地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因此，清初的移民基本上属于占据式移入。此次移民来源地除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外, 主要是湖广、四川、江西、安徽、河南和江浙等省区。其中, 除河南为中原地区外, 绝大多数都是南方各省区, 人口迁移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态势, 这是此次陕南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移民大量分布的地区，无论是语言、风俗、民间信仰都深深地打上了原居地的烙印，例如，丧礼中的打丧鼓、唱孝歌，婚礼中的以鹅代雁，民间信仰中的对楚地水神杨泗将军的崇拜，尤其是西南官话的楔入等,都使当地文化景观大为改观。
三、结论
总之，陕西地域文化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陕北文化区、关中文化区和陕南文化区，这三大文化区的划分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确定的，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文化景、现象和风俗习惯。比如，陕北的黄土高原景观、窑洞民居，淳朴、独立、尚武的性格和文化；关中的“八百里秦川”，发达的旱作农业，踏实、认真的民风；陕南的秦巴山地、温暖湿润的气候、稻作农业、迷信鬼神，等等。这些地理文化的差异都有其特定的形成机制。
从自然地理和经济类型来看，地形地貌、气候、植被、农业生产等差异在根本上对文化区范围进行了界定，因为地理单元是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从行政区划来看，无论是因为军事安全，还是政治管理的需要人为的政区划分对区域内部的耳文化现象有一种稳固和整合的作用，加强了人们对内部文化的认同；交通条件虽然和文化区本身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化区的区域特色，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影响；移民因素对文化区的影响则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更为直接的改变文化区的原有特点，甚至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区，扰乱了由自然地理分异与政区整合共同作用下有规律分布的文化区,使陕西文化区域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不规则的特点。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古。中国大地原点就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秦岭山脉横贯全省东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从北到南可以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三个地貌区。秦岭以南处于汉江中上游，属长江水系；秦岭以北处于黄河中游，属于黄河水系。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巨大，文化也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广义上讲，陕北和关中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关陇地区，属于三秦文化区，自然和人文背景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豪迈而粗犷。而陕西南部的文化与四川的文化相近，因为一直都是同一地理形成的文化。因此，既受到关中地区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巴蜀文化的辐射，形成南北兼有的文化特征。
陕西，简称陕或秦，古为雍州、梁州之地( 陕北、关中属雍州、陕南属梁州) ，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之中心。“陕”本是指陕陌，在今河南省陕县西南。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由周公治之，陕以西由召公治之。此后，人们便把陕陌以西称为陕西，简称为“陕”。“秦”为陕西简称，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辖区主要在陕西的缘故。之所以又称“三秦”，则是因为项羽攻占关中以后，将秦的3个降将封在秦之故地而得名。
陕西文化演变兴于史前时期，到周、秦、西汉时期得到了3次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在陕西，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三国时期，陕西关中属魏的雍州所辖，治所在长安；今石泉以东陕南各县，属魏的荆州所辖(今河南省新野县) ；陕南西部为蜀的益州所辖( 今四川省成都市) 。唐代，陕西文化达到极盛时期，因而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引领全国的作用。五代以后则失去了在全国的引领地位①。元代的政治中枢为中书省，在各地的分设机构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陕西行省的辖地包括今天陕西全境及甘肃兰州以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中部以南各地。并且，元代处于军事考虑，设兴元路于汉中，之后改路为府，设汉中府，从此汉中便隶属于陕西省管辖，文化也逐渐开始受到北方影响。陕西也因此成为一个地理和文化都跨越中国南北的地区。
以上所说的陕西在实质上指的应该是关中一带，陕南和陕北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一直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所以，陕西不仅地域文化南北差异大，而且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很明显的差距。
一、陕西文化区的划分
“文化区”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区主要涉及文化扩散后形成的各种类型区域的组织形式，即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文化的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在传统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被划分为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感觉文化区）。这三种文化区一般来讲是有区别的，但也有可能重合。如陕西的乡土文化区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但具体到地域上时，人们多按政区划定:陕北包括延安、榆林，关中包括西安、咸阳、渭南、宝鸡、铜川，陕南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这说明陕西乡土文化区与行政功能文化区是重合的。另外形式文化区基本上也与上述两种文化区存在重叠。
划分文化区，最关键的就是确定划分指标，然后根据整体区域内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区。根据以上思路，按照当前被普遍承认的划分方式，陕西文化区划分为陕北区、关中区和陕南区三个文化区。各个文化区都有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通过文化指标直观的反映出来，国外大多采用语言（方言）和宗教为主导指标，但在我国宗教观念的影响相对薄弱，特征不及风俗显著。张晓红（2000）在《陕西文化区划及其机制分析》一文中采用自然景观、学术文化、方言、婚俗、丧俗、岁月民俗、居住习惯、信仰习俗、戏剧与民歌9个要素作为划分指标，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的地域文化特色逐渐被现代方式取代，区域差异渐渐模糊。比如，婚俗、丧俗、岁月民俗、信仰习俗、居住习俗，这五方面尽管在部分地区和人口中间还存在差异，但是受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极大冲击，这种文化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并且随着文化的融合，至少在陕西，我认为这些差异未来会趋同。另外，关于学术文化，作者从历史的角度认为，陕北和陕南学术文化落后，关中在宋代以前学术文化发达，我想这一特征在当前仍然是成立的，但是这一特点在根本上反映的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以及政治经济状况，所以，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的评判指标并不合适。总之，文化区的划分应该立足于自然这一根本，然后分析文化格局，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在张晓虹关于陕西文化分区的9个指标中仅选取其中的自然景观，方言和戏剧与民歌3个要素，在此基础上增加饮食习惯和农业生产两个指标。之所以增加这两个指标是因为它们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文化的的形成和影响具有直接性。“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饮食习惯是由当地生产的粮食类型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自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但在较小的区域内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明显，所以，再通过饮食习惯进一步验证。陕西三大文化区及其基本特点如表1所示。
表1：陕西各文化区指标及基本特征
| 陕北文化区 | 关中文化区 | 陕南文化区 | |
| 自然景观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暖温带冷温干旱气候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温带草原带（森林草原） | 平原盆地区；暖温带温和半湿润气候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 秦巴丘陵山地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树和落叶阔叶林 |
| 方言 | 晋语及接近晋语的 中原官话 |
北方方言西北方言区中原官话 |
西南官话 （四川话） |
| 农业生产 |
半农半牧业 |
旱作农业 |
稻作农业 |
| 饮食习惯 |
小米和杂粮为主 |
面食为主 |
大米为主 |
| 戏剧与 民歌 |
戏剧活动不发育，除中路秦腔外，陇东道情和晋剧比较流行，但民歌却异常发达 |
戏剧活动极为发 育，是秦腔的发 源地，此外，还有 众多小剧种的流行 |
流行南路秦腔与汉调二黄 |
这里需限定说明的是，陕北文化区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主体，其地域范围大致以清代的榆林、延安两府与绥德、州为限，即今天的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关中文化区包括清代的凤翔府、西安府、同州府与州、乾州地区，是以关中平原为主体的地区，和现在的西安市、宝鸡市、渭南地区一致；陕南区包括清代的汉中、兴安两府、商州和西安府的宁陕、孝义两厅，以秦巴山地为主体，与今天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范围吻合。另外，在陕西综合文化区划方案的确定过程中,商州亚区的归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其文化现象带有极强的过渡性，无论将其归入关中还是陕南，都有些勉强。这里也仅是因为商州与汉水流域一样，清代接纳了大量的川楚移民，同时自然景观更接近陕南亚热带地区，故将其归入陕南。但不可否认，商州许多文化现象都与北部的关中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二、陕西地域文化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文化区的形成来源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和长期的历史演变。卢云先生认为，文化区域生成演变受到自然环境、行政区划、经济类型、移民及城市发展等五方面的影响与制。具体到陕西省内文化区的形成，虽然也应该在此范围内进行分析,但是要立足于陕西地域文化的实际。具体分析如下：
1、自然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文化区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一般来讲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形成不同的文化区。陕西南北自然条件差异极大，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地貌形态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陕西内部文化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首先，在不同的自然带内采取不同的农业组织形式，形成不同的农业景观。陕北地区半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决定了当地半农半牧、甚至是游牧的农业景观；温带半湿润气候形成了关中以麦为主的旱作农业景观；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与陕南稻作农业景观相契合。这种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导致包括饮食习惯在内的种种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可以说，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实践是陕西文化地域分异的基础。
其次,气候条件与地形因素直接影响到当地物质文化景观。以居住习俗为例，尽管现今的差异已经在渐渐缩小，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文化还是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陕北“穴土为窑”的居住习俗与当地稀少的降水相适应；反之,多雨潮湿的秦巴山地就无法使用土砌的建筑物，以茅草、木材和石头为建筑材料，则能适应当地多雨的气候。同样，地形对聚落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陕北沟谷纵横，当地民居基本沿沟谷带状延伸，参差错落；关中地形平坦,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乡村聚落；秦巴山地崎岖的山地，则产生了以星散分布为主的聚落形态。另外，地貌形态和地质构造的差异也影响了建筑形式和材质，比如陕北的窑洞就是源于垂直节理发育的深厚黄土地貌，而陕南山地丘陵就地取材主要是石头和木材。
最后，地形以及所处的区位直接影响了区域交通状况和城市发展，从而影响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最初的城市都是在大江大河中下游平原开始发育的，一方面的地形平坦，另一方面适宜农业生产。所以，这些地方的城市发展迅速，文化发展更加迅速，也更加成熟。
2、生产方式
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下的文化呈现不同状态，直接影响到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在陕西，这种因不同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文化地域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自北向南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生产类型也不同,这为陕西三大文化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游牧、半农半牧的生产制度与辽阔单调的自然景观，形成了陕北尚武、质朴的文化特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旱作农业方式促进了关中民众敦厚、稳重、保守、固执群体性格的形成；多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下，茂密的植被与稻作农业方式，使陕南地区产生了信巫重鬼神的民风和灵活多变的性格特征。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则使得民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关中平原土地平衍，沃野千里，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足的生活，使关中地区的风俗接近中原地区；陕北黄土高原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迫使当地产生了与此相对应的风俗，如婚俗主要着眼于经济交往内容，丧葬从俭和速葬等，陕南谷地与低山丘陵地区，发达的稻作农业与丰富的物产，使得当地“风土物产近于江南。”而在高山老林地带，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其风俗自然保存了较多的原始特点，如婚俗中的赘婿、招夫养子等。
3、行政区划
政区往往是某一地区自然、人文区域的综合反映，周振鹤曾论证了宋代的路一级政区与人文地理区域相吻合。这是因为政区形成后，往往也会反过来对区内的文化现象进行整合，在区域内主流文化的压力下，不同的文化会变得同质化。元朝统一后从军事角度的考虑，将汉中从巴蜀地区划归陕西省管辖，所以陕西南部的文化与四川的文化相近，因为一直都是同一地理形成的文化。此后，陕西高层政区建置一直相对稳定，陕北、关中、陕南共存于同一高层政区中。在政区的整合下，内部文化现象从歧异极大发展到清代以后相似性逐渐增强，与周围的三晋、巴蜀、陇东文化已有明显的差异。就是说,尽管陕北地邻山西,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近,但在政区的影响下,当地风俗已与山西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样陕南融入了关中地区的文化，与巴蜀文化也产生了差异。可见，在高层政区的整合、规范下，陕西已开始成为具有更多相似性的文化综合体。
4、交通条件
文化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不断接受区内主流文化元素施加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邻近地区文化现象的浸染。但是，文化区能否接触到异质文化关键是看其能否被有效的传播和接收，而其中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交通状况的好坏。总的来讲，在交通发达的地区，或者说地理上往来便利的两个地区之间，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更容易发生反应。尽管在自然这一要素的地形状况中已经提到交通对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陕西来讲，交通因素在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主要源于陕西南北跨度大，加上秦岭阻隔，使得南北交流存在极大不便，而交通作为文化传播和扩散的主要通道，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陕西各文化区中，陕南区处于南、北过渡地带，不仅是亚热带到温带的过度，更主要的南北方联通的交通要道。汉中地区向来是联系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重要通道，历史上，通过秦巴山地，连接秦蜀间的褒斜、子午、陈仓、傥骆道都以汉中作为中转站。与北部关中平原和南部四川盆地频繁的交通往来,使得汉中明显带有秦蜀文化交替影响的痕迹，比如方言，汉中方言属于西南官话，但语音、用词等夹杂着中原官话。陕南文化区的商洛地区在文化上与汉中略有不同，商洛位于陕南东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北属关中,或东隶豫西,与鄂西北并无行政牵连，政区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只能来自关中或中原地区。但是，其带有一定程度的楚地色彩，最可能的原因显然是由于这里是北上关中、南下荆楚的捷径。可以说，商州道一直是关中与荆楚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正因为此，商洛地区才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楚文化的影响,带有荆楚文化的色彩。
5、移民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当具有某种特定文化的人群在迁移时，同时将原居地的文化带到新的地区，这些文化特质不仅为移民在移入地所承袭，还会在潜移默化中为当地人部分接受，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出现融合，形成新的分布区，这种现象在文化地理学中称为迁移传播。迁移传播只有在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才能产生。
对陕西省内文化区的形成，以影响最大的清代陕南的移民为例，由于历史时期陕南秦巴山地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因此，清初的移民基本上属于占据式移入。此次移民来源地除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外, 主要是湖广、四川、江西、安徽、河南和江浙等省区。其中, 除河南为中原地区外, 绝大多数都是南方各省区, 人口迁移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态势, 这是此次陕南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移民大量分布的地区，无论是语言、风俗、民间信仰都深深地打上了原居地的烙印，例如，丧礼中的打丧鼓、唱孝歌，婚礼中的以鹅代雁，民间信仰中的对楚地水神杨泗将军的崇拜，尤其是西南官话的楔入等,都使当地文化景观大为改观。
三、结论
总之，陕西地域文化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陕北文化区、关中文化区和陕南文化区，这三大文化区的划分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确定的，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文化景、现象和风俗习惯。比如，陕北的黄土高原景观、窑洞民居，淳朴、独立、尚武的性格和文化；关中的“八百里秦川”，发达的旱作农业，踏实、认真的民风；陕南的秦巴山地、温暖湿润的气候、稻作农业、迷信鬼神，等等。这些地理文化的差异都有其特定的形成机制。
从自然地理和经济类型来看，地形地貌、气候、植被、农业生产等差异在根本上对文化区范围进行了界定，因为地理单元是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从行政区划来看，无论是因为军事安全，还是政治管理的需要人为的政区划分对区域内部的耳文化现象有一种稳固和整合的作用，加强了人们对内部文化的认同；交通条件虽然和文化区本身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化区的区域特色，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影响；移民因素对文化区的影响则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更为直接的改变文化区的原有特点，甚至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区，扰乱了由自然地理分异与政区整合共同作用下有规律分布的文化区,使陕西文化区域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不规则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