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
发布时间：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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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距今100万年前后，就有人在黄河流域定居，这些在漫长岁月之后被后人称之为蓝田人、河套人、丁村人的远古时代居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黄河沿岸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明。在黄河沿岸，有大量被发掘的文化遗址：有在黄河中游渭河两岸陕西蓝田县发现的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距今100万年前后，就有人在黄河流域定居，这些在漫长岁月之后被后人称之为“蓝田人”、“河套人”、“丁村人”的远古时代居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黄河沿岸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明。在黄河沿岸，有大量被发掘的文化遗址：有在黄河中游渭河两岸陕西蓝田县发现的包括临潼、渭南、西安、华县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代表——“蓝田文化”；在黄河中游山西莴县风陵渡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代表——“匼河文化”；以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为代表的“丁村文化”；分布在中条山东端以山西沁水县下川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北大窑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址代表——“大窑村文化”；在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东北水洞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水洞沟文化”；以及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发现的“河套文化”，等等。总而言之，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不仅数量多，类型齐全而且是延续发展，由远及近、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成长的轨迹，这些是其他江河湖海不能替代的。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农业为特征、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随着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血缘氏族部落逐渐由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部落之间也开始了一系列战争。最终，势力强大的黄帝战胜了炎帝，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因其多活动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故又称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这也是至今，分布在各地的华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炎黄子孙、把黄河视为母亲河的原因。
黄河是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心
四千多年前，禹在黄河下游以河南西部嵩山为中心建立了夏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摈弃了原始社会氏族和部落的血缘关系，以奴隶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是中华民族步入阶级社会的标志。从此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中心。从夏王朝起，到北宋时期，共有数十个朝代建都在黄河流域，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的户县东建立了丰京，周武王继位后又在今西安附近的长安县西南建立了镐京；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河南洛阳。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除吴、越外，齐、晋、燕、赵、韩、魏、宋、秦等诸侯国活动范围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也定都在渭水之滨的咸阳。
纵观历史，黄河流域因其适中的位置、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为建立国家首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喧盛一时的座座都城也为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创造了历史的文明，书写了黄河文化绚烂篇章。
黄河还是历代群雄角逐、兵家必争之地。从传说中炎黄、蚩尤之间的鏖战到有文字记载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争夺战以及著名的楚汉鸿沟之争、袁曹官渡之战等都发生在黄河两岸。黄河两岸的苍茫大地上，曾飘扬过秦朝末期陈胜、吴广的起义的猎猎战旗；曾震响过西汉时期赤眉、铜马、黄巾起义军杀向封建王朝的冲天呐喊。唐代末年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都在这里上演过威武的历史话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从此，在延安光芒的照射下，黄河之滨俨然成为中国当代革命的摇篮，迎来新中国黎明的曙光。
黄河是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黄河两岸的民众在与自然灾害长期的抗争中发明创造了铁制农具，发展农田灌溉事业，普遍推行了牛耕，是土地基本得到开发。成书于战国的《禹贡》记载了当时的各地土地利用情况，书中把诸侯国分为九州。其中，雍、徐、青、豫、冀、兖这六州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滤池，也在黄河流域（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持续高涨。秦始皇元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境内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二百八十万亩“泽卤地”。汉代则通过修建成国渠、灵轵渠等，在八百里秦川形成庞大的灌溉网系。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期，各个政权更迭之际，处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发展生产，这种政治格局都带动了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四百多年里，黄河流域的经济有了高度的发展。隋文帝的经济改革让封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可谓是“财力充足，资储遍天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先辈们充分利用了黄河的水资源进而发展农业。以京都为中心，以黄河为骨干，沟通长江、淮河、海河等水系的庞大水运网也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秦代到北宋的一千三百多年中，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虽然北宋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是黄河流域任是我国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区。
与黄河共谱和谐新篇章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漫长历史中创造了无数瑰宝，黄河两岸遍布灿烂辉煌的文化。在近代，人们以一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方式追求眼前的利益，导致黄河无法承受。面临着水资源短缺、频繁断流，小水大灾，生态环境退化等方面的危机。因此，我们应在充分考虑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在统筹考虑生态用水和工农业用水关系的同时，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加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和保护，实现黄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展望未来，我坚信，经过我们矢志不渝的努力奋斗和不断探索，黄河一定会实现长治久安，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中华民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定会焕发新的光彩！
所谓黄河改道，是指河流决口后放弃原来河床而另循新道的过程。千百年来，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无常，改道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改道变迁，但影响重大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历史上黄河下游改道波及的广大地区，南达江淮，北抵天津，西起孟津，东至黄海，纵横25万平方公里。据史载，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末的四千余年间，黄河下游共发生过一千五百余次决口，先后26次改道。《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改道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早黄河改道。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高宗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西南决河，黄河入泗水进入淮河，“夺淮入海”。之后700多年间，黄河的流向都在江淮及鲁南地区。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决口后，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此后一百五十余年间，苏北海岸线向大海不断延伸，云台山始与大陆接壤，呈现沧海变桑田的壮观历史地理景象。
黄河每一次改道，在人们的记忆中，充满着恐怖、死亡、流离失所和家破人亡。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给人类造成灾难最多的河流之一。然而就在这苦难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产生了古老灿烂的中国黄河改道文化。几千年来，连云港（古海州）在黄河改道中数次沉浮，历受磨难，由桑田变沧海，再由沧海变桑田，承受着改道造成的苦难，也继承着改道文化的丰厚遗产。
史学界形成的普遍共识是，文化孕育于江河，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主流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因此“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这里提出的“改道文化”概念，是基于“黄河文化”这一范畴，根据黄河数千年来南北大迁徙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在迁徙过程中所积淀的各类文化元素，所形成的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改道文化”是这一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最后的一次改道北流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海州至云台山乃至太平洋西海岸，是一马平川，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然而，就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溯700多年间，在黄河水的推波助澜下，云台山是一个飘荡在黄海之中的孤岛。
笔者由黄河中上游来连云港生活工作已10余载，出于对黄河文化的热爱，近年来潜心观察了由沧海变桑田的古海州地区的人文地貌，传闻史籍，对黄河改道所形成的独特历史景观及文化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的说来，黄河改道对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连云港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积淀尤为深厚，成果尤为丰硕；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宏观上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连云港的重大文化遗产，基本上都与黄河改道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黄河改道，就没有今天如此绚丽多彩的连云港区域文化。本文试图通过四千余年来，黄河改道在连云港地区所留下的重要的人文遗迹，对黄河改道与连云港五大文化遗产的关系，依时间顺序排列，阐述一些个人见解，供社会有关方面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藤花落”——毁于黄河改道的史前人类生活遗迹
公元2000年，国家公布了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榜上有名“藤花落”这个多少有些诗情画意的史前中国古代人类部落遗址名称，首次见著于考古史册中。
“藤花落”遗址，位于现今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处中云台山北麓的冲积平原上，海拔6—7米。遗址埋藏于距地面1.5—2米的黄土淤积层之下。已发掘的古人类遗址面积约2100平方米，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壕、城门等组成，城围1520米，墙基21—25米，残高1.2米，总面积约150000平方米，用堆筑和板筑相结合的技术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和哨所组成，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主要由版筑夯打而成。城内众多房址中有一座“回”字形大房址，面积约110平方米。遗址内还发现有供排水用的水沟、宽3—4米的道路、石埠码头、水稻稻田和儿童尸骸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锛、石刀和陶鼎、钵、盆、盘、杯、纺轮以及动植物标本、玉器等共计1200余件，还发现100多粒炭化稻米粒。通过对遗址土壤植物硅酸体测定和众多遗址现象初步认定，城外和北部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物农业生产区，，充分证明这一时期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主要以稻作物农业为主。“在1999年发掘的城南部的一个工作区域的剖面上，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外城墙墙体两侧的底层堆积明显不一样，外侧耕作土层下是若干层水平状淤沙土堆积，多为纯净的黄灰沙土和青灰沙土，明显是受到海潮倒灌和洪水冲击而形成”。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认为，“藤花落”遗址距今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遗址。对研究中国史前人类遗址的平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十分明显的偶蹄类动物脚印和人类脚印及圈养动物的栅栏。由此专家们判断：史前人类已开始了圈养家禽牲畜的历史。这在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这是江苏省内目前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
“藤花落”是如何成为“地下城”的，至今莫衷一是。来自现场考古学家们的推测是，这座古人类城池很可能毁于某次山洪爆发、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有关专家学者做过多方面的求证，“自然变迁、商人伐夷、周人伐夷，都可能是被迫离开本土、西迁内地和海外大逃亡的原因”。也有人曾根据遗址内人们建造房屋使用了数以万计的木料为依据，分析推测，古人过度砍伐，山体植被遭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惩罚。
笔者分析认为，“藤花落”毁灭于史前某次没有历史记载的黄河改道。其论据有三：
（一）“藤花落”时代（公元前2000前后），黄河主流在北方。“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大致和大禹治水时间相吻合”。早在4000年前（夏商时期），黄河的入海口在今天津市的七里海一带，古称“禹河”，或许跟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有关。改道后，“禹河旧道，有时还行水，至战国中期才完全断流”。在这之后的大约1400年间，黄河一直在北部的七里海与北淮淀（今属天津）之间游荡徘徊。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发生大改道，由北南下，涌入江淮。黄河改道后，遗留下的旧河道被称之为商周黄河，在河口入海处留下大量的沉积物，形成覆盖在海积层上的黄土层，就是今天黄河三角形冲击扇的北翼，土层厚达1至2米（与“藤花落”黄土淤积层厚度相当）。由此得知，距今4000年前，天津七里海地区是商周黄河的入海口。“藤花落”时代，正值黄河北流时期，当时的连云港地区大致应该象今天一样（海拔水位比现在还低），桑田万顷，人畜兴旺，没有大的水患灾害，是一片农林渔牧业繁荣发展的连接大陆的海滨闹市。
（二）“藤花落”毁灭于水患，其直接原因并非来自海啸或局部的洪涝灾害，而是来自华夏内陆，来自黄河改道所造成的水位陡涨和淤积物沉淀。“藤花落”毁灭于水灾，这是近年来考古界一致的共识。如此重大的造成城郭灭顶之灾的水患，其来源一是海啸，二是黄河改道，没有第三种可能。至于考古学者所推测的“古人过度砍伐，山体植被遭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惩罚”一说，无论是从时间、空间、自然环境以及气象条件上讲，都形不成如此大规模的、如此影响深远的灾害。一般的雨季洪涝灾害不会造成时间上如此持久、受灾区范围如此普遍、沉积物分布如此均衡的遗存现象。假设是史前的某次海啸或者火山爆发所致，深海淤积物应是夹杂着海生物遗骸的沙石物体，不会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泥土。因此说，黄河改道是唯一能够应证的必要条件和结果。“藤花落”的灭失，在当时的江淮沿海黄泛区，决不是唯一的史前人类栖息地毁于自然灾害的个别现象。近年来有人发现，“从孔望山向南沿锦屏山东面的一溜山根到陶湾，约1.5平方公里的地表下发现有1米多厚的海淤，海淤以下又有1米多厚的瓦砾层，曾出土大量的陶片以及未烂的木料”。在距“藤花落”遗址东北约10公里的一段滨海地区，被当地人称作“墟沟”。查究其地名来源，无籍可考。民间传说“墟沟”这个地名来自“七沟八坡，满地废墟”的简称。既然是“满地废墟”，就应该有一个造成“废墟”的原因和理由。古代汉语里对“墟”的解释有这样几重含义：其一是“废址，故城，毁为废墟”，“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其二是“有人住过而现已荒废的地方：废墟，殷墟”；其三是“毁坏，使成为废墟”；其四是“乡村集市”；其五是“村落，墟落，墟井，墟墅(乡间房舍)”；其六是“坟墓”。由此地名是否可以推测：“墟沟”这个地方，在“藤花落”时代，应该是一个人气旺盛、商业繁荣的城郭，它也曾毁灭过，也许与“藤花落”同期毁灭于黄河改道。1998年，在江苏连云港市连岛北侧发现了一块纪年“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的行政区划石刻：“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顶为界，东各承无极。”这里的“水”，“就是曾经在赣榆县形成很大水面的艾塘湖。艾塘湖水是个泻湖，与海相通。它的出海口在今连岛北侧形成一条河道。由艾塘湖至出海口的河就是史籍中的艾水。航测照片清晰地显示了从今范河口向北经连岛北侧入海，长80余华里。由此证明，两千年前今连岛北侧、北云台到竹岛、西墅、临洪口到青口有一片陆地和大陆相连，这片陆地就是柜的属地。或者说是琅琊的南界”。“墟沟”的“沟”，会不会是艾水形成的沟壑？据此推测：在墟沟至连岛（今拦海大堤）北侧地下，很可能埋藏着比“藤花落”遗址规模更大的史前人类遗址，或许就是在史册中有记载的消失已久柜县县治？有关专家学者也在为此紧急呼吁：“必须绝对保护东连岛村至连云港海洋站一线海岸线和自然生态”。
（三）“藤花落”的毁灭没有给栖息地的人类造成直接的生命损失。从遗址出土的建筑结构、农业及交通设施和人类生活遗存物等分析，遗址内既没有发现人类以及家禽家畜的尸体，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宝贵遗留物品，都是一些“石斧、石锛、石刀和陶鼎、钵、盆、盘、杯、纺轮以及炭化稻米粒”之类的“坛坛罐罐”。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比如房屋倒塌造成人类、牲畜直接死亡（陈尸遍野）、生活用具及设施的毁坏严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体现，只是在水稻田里发现了“儿童遗骸”。黄河改道所致的水位上升是一个伴随着海水潮起潮落、相对平缓持续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或许几年，几十年，上百年？据此断定，在当时黄河改道由北向南的过程中，人类对这次旷世的灾难已有所预警，是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转移。就在“藤花落”遗址西北约500米的华盖山南麓，近年来相继出土了几处古墓，据考证属汉代以前的墓穴。是否与“藤花落”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考证。
二、孔望山——被黄河改道遗弃了的东方古文化堡垒
位于新浦区以南3公里处的孔望山，因孔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其山不高，其貌不扬，孤零零地盘桓在繁华都市一隅，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座山仅仅是因为文化巨人孔子的登临而得名的一处旅游景点。
孔望山，一个被黄河改道冷落了的东夷古文化部落，是古海州城东门的登高览胜之处，也是集儒、释、道文化和书法、造像等石刻艺术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山。4000多年前，东方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在这里。东夷首领少昊的遗墟，就在连云港市海州区孔望山。孔望山至今还有一个“问官台”。秦代曾设朐县于孔望山。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说起朐山，自然会想到孔望山西南的一个小山头，其实，历史上朐山，是以孔望山为中心的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区以及灌云县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孔望山不只是一个“山”的概念，它包含着一个几经兴衰的行政府邸。“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东门┄┄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据确切的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先后三次东巡至此。公元前212年，在海州的孔望山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海外开放的门户--秦东门，使古海州成为当时与嘉峪关、山海关、镇南关遥相呼应的四大开放关隘之一。唐初，这个地区曾升格为统辖四州（涟、海、环、东楚）的总管府。
孔望山摩崖造像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比敦煌莫高窟还早200年，被史学家称为“九州崖佛第一尊”。造像位于山体西南侧，开凿于东汉，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国内唯一反映原始农业部落精神文化信仰的石刻岩画，享有“东方天书”的美誉。摩崖石像中有着丰富的佛学内容，其中“涅磐图”表现了释迦牟尼离开尘世，到极乐世界去时，众弟子或悲戚，或哀号等各种痛苦的表情。摩崖石刻中的“舍身饲虎图”、“汉代宴饮图”、“叠罗汉图”等，形态各异，古拙生动，表现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另外还有一处汉代的遗物，在孔望山南面的山脚下，为一个圆雕石蟾蜍，俗称“镇海神蛙”。
孔望山是4000多年来，黄河改道多次夺淮入海，始终没有被吞没的连云港地区首屈一指的古文化堡垒。由于相去年代的久远，有许多文化遗产遗物失传了，消失了。至今只留下了一些造像、石刻等物的痕迹和隐隐约约的口头传说，给了后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其中有许多难以破解的谜，让人追思，令人神往。
其一是：古朐县址之谜——这个古老的城址究竟在哪里？“淮水于县（淮浦）枝分，北为游水，历朐县与沭合。又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海州设朐山县为直属县，其治当在今孔望山”。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但至今连古城址的影子也找不到，会不会在孔望山的山脚下，被某次黄河改道淹没了？先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安身立业？仅仅是因为这里地势较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它还能为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建筑选址带来多少有益的启示？比如“藤花落”被洪水淹埋得连地名都消失了（“藤花落”是遗址发掘者后起的名称），“墟沟”却缘何在历尽劫难“遗名”依然存在？还能为我们以及后人们避免重大自然灾害，尤其是黄河改道这样的几百年上千年一遇的重大事件提供些什么样的帮助？
其二是：孔子望海之谜——孔子身为鲁相，在齐鲁大地许多地方都可以望海，也肯定望过海，而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却为什么舍近求远到朐县来望海，留下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地名？《论语》中有一段记载：孔子曾经认为东夷不同于南、北、西“三方”，有“仁贵之化”，注重礼仪。所以，他要带弟子子路到东夷居住。“孔望山”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表面现象，一般的解释是“因孔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仅仅是因为登山望海？没有真实的历史文化内涵。恐怕这“居住”就是孔望山成名的答案所在了。既然是一次考察，依孔子的性格不会是走马观花式的“登山望海”。当年孔子和弟子子路很可能在这里居住了不短的时日。孔子当年在望海中的什么？是对黄河改道涂炭生灵的无奈愁思，还是对郁州仙岛婀娜多姿的举目神往？会不会正如禁烟功臣林则徐凭吊孔望山问官台时即景抒怀的：“千秋孔望谁能企？聊以观澜赋水哉!”
其三是：“问官台”之谜——《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秋天，郯国的郯子到鲁国的国都曲阜朝见，孔子认为周王朝和鲁国的官僚机构臃肿而渎职，就向郯子请教郯国的祖先“少昊之国”的官制建置。不久，孔子就亲自“往见郯子而学”。他来到郯国，向郯子请教关于官制方面的学问。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孔子“问官于郯”，而郯地（今山东郯城）并没有留下一个“问官台”，却留在了距郯百里之遥的朐县孔望山？有人解释说，“孔望山至今还有一个纪念性的问官台”。孔子当年是在“郯”什么地方向郯子请教官制学问的？据史载，春秋时朐县隶属于郯。“孔子问官于郯”在朐县，也是在郯，与历史记载并不矛盾。作为一个大国之相，孔子召郯子来朐县商榷政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问官台未必是“纪念性的”。
其四是：“秦东门”处所之谜——1994年，连云港当地政府根据史料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在海州新建路广场设计安装了一组“秦东门”石雕，碑身刻石勒铭文“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引起各界的不同议论，其中寇彬堂先生这样认为：作为雕塑艺术作品放在海州自然无可厚非，但秦代如作为地理标志，它的指代意义应该十分严格，怎么会在海州孔望山立碑作为刚刚统一的秦帝国的东部边界呢？《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东海上朐界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还有人根据连云港羊窝头刻石推定，秦东门没有门，刻石本身就是“秦东门”。也就是说，秦东门在羊窝头。在山东威海，也有这样的记录：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官武将东巡至成山头，认为到达天的尽头，便令丞相李斯撰写了“天尽头秦东门”，并立碑于成山头顶峰。就秦东门的确切地址，引发了有关方面的诸多议论。秦东门究竟在哪里？
考察孔望山的发展变化历史，基本上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遇到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孔望山就人丁兴旺，官衙林立，宾客接踵，商贾如云，比如少昊时代，孔子望海时代；凡遇到黄河改道北流，就中心转移，人财四散，成海属荒墟，门可罗雀，比如“藤花落”时代，当今时代……可以设想，假如今天再次发生黄河改道夺淮入海，那么，孔望山将会再次成为连云港地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最安全的首选栖息地。
三、田横岗——黄河改道铸就的五百壮士的生命悲歌
关于田横及其五百壮士动人的故事传说，古今已有多种版本。史书对这段历史事实及过程的描述基本可以这样归纳为：田横系春秋战国时期齐王后裔，是田儋和田荣的弟弟。公元前209年，田儋借陈胜、吴广起义之机，起兵反秦，自称齐王。不久，田儋在与秦将章邯的作战中战死。其弟田荣收其余部东走东阿，立田儋之子田市为王，自己为相，任命田横为将，齐地重新恢复。公元前206年，楚王项羽立为霸王，立国未稳就大封诸侯。项羽将田荣拥立的田市由齐王改封为胶东王。田荣因此与项羽积怨，便与赵将陈余、梁将彭越相约，发动反项羽的战争。由于田市慑于项羽的威势，不听劝告，背着田荣、田横跑到胶东，田荣为此大动肝火，杀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田荣的行为激怒了项羽，项羽举兵杀死了田荣。田荣死后，田横收拾余部，重整了齐国。公元前205年，田荣子田广被立为齐王，田横为相，大权悉为田横掌握。公元前202年，击败了项羽的刘邦派汉使郦食其到齐国游说，郦食其的辩才说服了齐国，田横罢守战备，与汉握手言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料韩信正向东进军，袭击齐历下（济南）军队，占领临淄。田横恼怒之下将郦食其烹杀。齐汉反目，追杀了齐王田广。田横便自立为齐王。不能立足，遂带领部属亡命梁国彭越。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只好带领部属，辗转遁逃于黄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刘邦对田氏残余力量的存在很不放心，便派大将艾不作为使者前去劝降，要求田横入朝为官，“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顾虑重重，回想他曾因历下（济南）失守，下令烹杀了郦食其，听说他弟弟郦商现在是汉朝的大将而且很有才干，很受重用，现在去和他弟弟并肩而伺候他的主子，纵彼都怕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能不感到心愧吗？于是惧怕，不敢奉诏，请求刘邦赐他做个平民百姓，驻守在海岛中聊此一生。艾不回朝，将田横的顾虑向刘邦作了汇报。刘邦为此召见郦商，告诫说，齐王田横要归附汉朝了，你要敢动他的人马随从，我要灭你九族。艾不再次来见田横，转告了刘邦的态度。田横没有办法，只好服从，带领两个随从去洛阳见刘邦。当行至河南偃师的时候，田横托词“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借故洗澡。他私下对两个侍从说，我当初与汉王刘邦都南面称王，如今他做了天下，而我却成为俘虏向他称臣侍奉他，这将是多么大的耻辱！当今皇上所以要见我，不过是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罢了。现在皇上在洛阳，离这里只有三十里地，把我的头斩了，快马送去，面貌仍不改变，还可以观看。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感慨不已，以王者的礼仪，为田横下葬。两个侍从自刎于田横墓冢旁。刘邦得到消息后，十分惊讶，以为田横的将士有情有义，派使者前去招安。岛上的五百将士得知田横已死，全部自杀身亡。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贞元十一年（公元803年）九月，到东都洛阳路过田横墓，撰文吊祭：“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田横及五百壮士的悲壮故事既已载入史册，又有多处遗存证实，也为后世仁人志士所感慨万千。似乎已成为一段不争的历史事实。
这里有两个历史遗留问题：第一，田横及五百壮士当年败弃梁国后所居住的海岛究竟在哪里？第二，五百壮士究竟是蹈海身亡还是自杀身亡，抑或是人各有志，或杀身取义，或各自保身，择栖而去？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田横岛究竟在哪里？山东境内即墨县东北海中有个小岛，现在叫作田横岛。有人考证说田横及五百壮士当初就居住在此岛上，这里便是五百壮士就义之地，“田横碑亭始建于1982年”。古齐国的后裔们很是聪明，他们也很是霸道，可能是承袭了“春秋五霸”遗风的缘故，喜欢搞文化霸道。紧靠苏北近海有个岛屿叫前三岛（由平山岛、牛山岛和车工山岛三个小岛组成），新中国建国以来，卫戍权历来属于江苏省，省内行政区划有前三岛乡，隶属连云港市连云区。山东人出地图，在“前三岛”后面括号：“属山东省日照市”。搞不懂是哪一级审查批准的。还有一个方士徐福的笑话。前些年大兴文化招商，苏北有人搞“徐福文化节”，在徐福故里赣榆县搞活动，有日本商人来寻根，自称是徐福的后裔，两好合一好，其资也融融，其乐也融融。有人看《史记》，见太史公司马迁说“徐福琅琊人也。”便望文生义，撰文说徐福是山东某某地方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证明是江苏人搞错了：徐福不是你们苏北人，是俺胶东老乡。徐福是齐国人不假，可那时现在的江苏省赣榆县就隶属琅琊郡。这“田横岛”的来历也是如此，有人翻翻史书，太史公有感于田横能得士，曰：天下“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于是要弘扬这段悲壮的历史文化，便请个名画家作幅名画，再在虚拟的“田横岛”塑上几尊雕像，敲锣打鼓地迎送上几批从中外请来的贵宾，就把历史给创造出来了。按照现在的户口隶属关系论，田横是山东人也不假，但在汉统一之前，他在做齐国的末代国王，不一定非“壮烈”到山东的某个地方不可。历史这个东西有时候很有意思，就像是一个只知道漂亮的小女孩，任人怎么打扮都行。但历史就是历史，要有据为证。
江苏省连云港市云台山北麓有一个田横岗，是因为黄河改道由“田横岛”、“田横崮”演变而来的，现在已成为云台山群峰耸立的山岗之一。多部史料记载了22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关于田横及五百壮士的悲壮故事。却有人认为这是后人为纪念田横而起的地名。后人干嘛要大老远的去纪念一个远在数百里之外、两千年之上的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淄博人？史料记载，田横起事的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当时正值黄河由江淮入海，古海州到云台山之间是一片汪洋大海。唐《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的“田横崮”，在东海县北五十七里。“相传田横避兵于此。尚存古祠址。北环峻壁，南绕石城，其路仅通一线。”隔峰山系云台山149峰之一（花果山也属其中之一）。十余年间，笔者曾多次登临这座神奇的山岗。
古岗遗址尚存。当年的田横岛东西北三面俯临大海，绝壁深渊，无路可攀，不须设防，只在南面筑有城墙，块石勾搭，十分坚牢。残存墙体长100余米，高低不等。在南面城墙中间，留有一个一米多宽的寨门，通过鱼脊小道和南云台主峰相连。岗上分左、中、右、前四营寨，垒城防守。中营地处岗顶，俯视各寨，中寨门前60米处有一个小山头称为“小龙头”，在此由四条山径可通四寨。中寨所遗城址面积最大。左营设于一涧相隔的鹰嘴顶，右营设于隔帘水口的狼牙顶，筑成环形堡垒。前营设在2里外与渡口相连的条山顶。远可眺望大海，近可阻遏渡口，为中营之前卫。田横岗营寨配置颇具军事匠心。四个营寨互为犄角，结寨联防，进可攻，退可守，在左中二营之间的大青涧边，巨石砌垒成屋，前面平石为案，侧可见弧形灶穴，烟炱痕尚在。古岗正中有一建筑遗址，原为“田横祠”，遗址东侧有一被挖盗过的墓穴，旁有一风化了的石碑，文字已模糊不清了，为明人所建。相传这是五百壮士为田横建造的衣冠冢。就在与田横岗隔山而望的南面山峰上，也有一个岗，留有人类据守的遗迹，据当地人讲，那叫艾不岗。艾不是有史记载的刘邦手下的一员大将，以追逐劝降田横而闻名。今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罗阳乡还残存着艾不城遗址，据说是当年汉将艾不追杀田横至艾塘湖畔，不敢过海上岛，为把田横及五百壮士困在悬居海中的郁州山（云台山的古称）海岛上，在艾塘湖畔构筑起一座土城，后人称艾不城，并改艾塘湖叫艾不湖。
再说第二个问题：五百壮士是蹈海身亡还是自杀身亡，是杀身取义，还是各自保身，择栖而去？二千年来，史家正论，市井传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结起来，大致有五说：一是蹈海取义说。徐悲鸿于所创作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图，就取自集体蹈海说。二是海岛自杀说。《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辞海》等均说：“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史记•田儋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三是被骗出岛说。田横死后，刘邦“仍不肯放过忠于田横的五百壮士，他认为他们情深义重，不能留他们于海岛，第三次派使者去骗五百壮士归汉。这五百壮士被骗出海岛，走在路上，听说田横已死，拜了齐王田横墓之后，便于墓前集体自杀”。四是飘洋过海说。“田横的五百壮士集体自杀是假的，其实他们已逃走了，而且据《三十八国游记》载，直到本世纪初，美洲大陆还有‘田人墓’的遗迹，‘田人墓’就是田横门人之墓。他们及其后代，曾有人回过山东。”。五是并未完全自杀说。既然是五百壮士，“士为知己者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符合那个时代人的道德准则。他们之中可能当时有人是为“知己者”死了；然而，五百壮士未必尽数是田横的“知己”，也不必尽数为他去死。“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田横的弟弟在田横死后，一直隐居在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这里三面绝壁皆百余仞，只有东南一道能够出人，是避世生活的理想环境，田横之弟能在此生活至老，可以想见那五百壮士也不会尽数自杀”。
相对而言，笔者觉得第五种说法即“并未完全自杀”更真实可信。一是各种史料所记载的有关田横及五百壮士就义的相关地名，在今天的连云港市田横岗及周边依然在使用，比如“艾不城”、“小鬲峰”、“大鹰嘴”、“狼窝洞”、“大清涧”等，沿山峰而下，到处可见古人类生活的遗迹，“弧形灶穴，烟炱痕尚在”，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二是在小鬲峰北麓，至今有一个鬲村（隶属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办事处，现改叫隔村），村中生活着众多的田姓人家。笔者作过了解，由于世代相传已过7代，家谱残缺，均说不清自己的祖籍及血脉之源。他们有可能是田横家族遗留在“小鬲山”的后裔。三是这一说法有可靠的史录，也符合人类选择生存的本能。唐《元和郡县图志》、明《云台山志》、清《云台山志》均有相应的记载。
四、云台山——黄河改道浓缩成的东方文化精灵
一座云台山，千百年来，曾在夹杂着如浆泥沙的黄河巨浪和饱含盐碱的东海碧波的融合浸泡中，孤岛独立，飘摇海外，山因海而神奇，海因山而名扬。从公元十二世纪开始，由黄河改道而迸发的浓浓的黄河改道文化，在这里与汹涌澎湃的海洋文化相碰撞，东方文化走向了崭新的辉煌时期，诞生出成绩斐然的艺术成果，为世人所注目，所敬仰。发生在距今810年前的那次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是有史记载以来，黄河的八次大改道之一。之后的二百余年间，云台山以她的灵仙之气，养育了两位彪炳史册的文学巨人——吴承恩和李汝珍，诞生了两部饮誉中外的小说名著——《西游记》和《镜花缘》。
关于吴承恩和《西游记》，以及李汝珍和《镜花缘》，专家学者著述颇多，不敢妄加评论。
神话故事是一个民族或部落借助于幻想企图征服自然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文学创作的先河，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文学作品。《西游记》作为一部神话小说，带有非常浓郁的魔幻色彩，在某一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特征，具有非常明显的东方文化特色。《西游记》的成书原因及条件环境，刘洪石先生在他的《东海名郡》一书中有过精辟的论述：“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源泉，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背景。可以这样断言：《西游记》的最后写定，它不是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而是撷取了唐宋以来迄止明代的大量文学艺术创作的成功以及汲取了淮河两地的丰富的民间口头传说，遗闻逸事，酝酿、孕育了七百年，而由吴承恩重新创作了这部与日同辉的文学巨著”。
我们现在对《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的相关争论已不大感兴趣了。我们只是承认和尊重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客观存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连云港历史文化特质；同时我们明白，《西游记》本身不是神话，它需要有人付出艰辛的劳动来创作。就中国传统神话和民族精神而言，《西游记》通过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神通广大神话艺术形象，颂扬了扬善惩恶的正义精神，蔑视权威的民主精神，不知疲倦的奋进精神。小说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将神奇的情节，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起来，其创作风格直接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发展。从《西游记》开始，连云港便成了东方神话走向世界的发祥地。它是首次将东方神话与宗教、与人性完美结合用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成功典范。
《镜花缘》是一部与《西游记》有着共同艺术风格的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古典长篇小说。李汝珍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真实与虚无之间，巧妙取舍，大胆继承创新，凭借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触，寓愤懑于书中，寄向往于青史。作者理想中的“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仪之邦。”“惟善为宝”是他们所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国王是清廉的君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礼贤下士，“脱尽仕途习气”。百姓温良恭俭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以此来针砭盛行于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和尔虞我诈的丑恶行径。小说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
是黄河浪与东海潮共同烘托了《西游记》的神奇意境，造就了《镜花缘》的浪漫风雅。假如没有了黄河改道，那么《西游记》和《镜花缘》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五、现代连云港——黄河改道馈赠给后人的一块古老的新大陆
公元1855年，黄河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从此，自山东利津流入渤海。这是有史记载以来的最后一次南北大改道。在之后的50年间，云台山由一个海上仙岛逐渐变成与大陆陆路相通的中国东海岸的一座海拔600多米的江苏第一高山。“云台山”之所以历来没有被称作“云台岛”，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黄河改道北流的岁月里，它一直是一座连接着大陆的山的缘故。沧海桑田的变迁，使这块古老的新大陆再次成为人类争相开发的热土。至今150年过去了，这里的地貌变化正在恢复着4000多年前“藤花落”时代的那个样子，只是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最低位。150年相对一代人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相当漫长。而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150余年间，连云港地区的海水水位持续下降，先是云台山与大陆陆路相连，紧接着新浦由大陆架成为万顷良田，成为现代化海滨城市的中心，东部海岸线仍在不断延伸……这是由于黄河改道北流后，海洋失去了外来水量的堆积和冲力，局部长期失衡的海面正在恢复它整体的平衡。这个过程大概还要持续100年或更多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今日的连云港市，地理坐标为北纬34°12′～35°07′、东经118°24′～119°48′。东西横距129公里，南北纵距约132公里，总面积7444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1759平方公里，市区面积880平方公里，市区建成区面积65平方公里，全市户籍总人口为470多万。可以想见，再过若干年，连云港市东部城区的陆地面积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不小的扩大，水域面积也将随之东移，人口也将会在这里剧增。
可以预测，从今往后200年里，如果不发生新的黄河改道夺淮入海，连云港的海水水位还会在目前的水平线上降低若干米。到那时，今天的连云港30平方公里港池以及拦海大堤北部一线海域，将会变成滩涂，会成为连云港的另一个“新浦”，会成为房地产商们争夺地盘、施展才华的热土；在连云港东部地区，还会有更多的“藤花落”遗址“浮出水面”，历史上的“艾水”将会重新展现，后人们或许能够正真弄懂“墟沟”的真实含义，能够有幸目睹久违了的古柜县“县城”遗址，体会古老的“连云港”的历史风貌。
新世纪的大开发、大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连云港，这片黄河改道馈赠给20世纪的一块古老的新大陆，它又一次从黄河浑浊的泥沙中醒来，向着21世纪的海洋发起了冲刺。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繁衍生息着人口众多的“港城人”，其中有一部分就生活在今天仍被海水浸没的大陆浅滩上；他们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最早曙光”的东夷少昊文化。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刚刚摆脱了潮起潮落的海水的困扰，正在迎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大踏步地向着太平洋西海岸走去。这是黄河为我们提供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大海为我们铺开的一张洁白无瑕的宣纸。
纵观上下4000多年黄河改道历史，对生活繁衍在“黄泛区”的炎黄子孙来说，苦难与收获并存，毁灭与拼争共生，绝望与希望同在。作为过程，这一切，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流失了，唯有文化和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还在向后人们诉说着以往航程中激流浅滩的位置、昭示着未来道路上风雨飘摇的季节。
伴随着数千年黄河改道而形成的“改道文化”在连云港地区的发展，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史前阶段：公元前2000年前后。标志性遗存——“藤花落”遗址。二是远古阶段：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有史纪录以来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开始。标志性遗存——将军崖摩崖石刻以及孔望山文化遗迹。三是近古阶段：公元1194年的黄河大改道。标志性成果——《西游记》、《镜花缘》等一批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东方神话得到广泛传播。四是近现代阶段：1855年至今。标志性成果——云台山再次与大陆接壤；现代海滨城市的再次崛起；区域性历史文化体系日臻成熟。如果说因黄河改道馈赠给连云港的“藤花落”、“孔望山”和“田横岗”上述三大文化遗产是产生于2000年前的以遗存（或以口头传说）为主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较为浅显、轮廓比较粗线条的原始文化遗产的话，那么，自从公元1194年开始的黄河大改道，连云港的区域文化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创了“文”、“史”的鲜明分野，使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鼎盛时期。
就其本质特征来讲，改道文化的基本特质是“沧海变桑田”，连云港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山水演神奇”。沧桑之变的黄河文化与山水神奇的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这独特的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连云港在海一方区域文化。
黄河还会改道吗？答案是肯定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先生这样认为：“黄河下游的频繁断流不仅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并加重了黄河水污染和水环境的恶化。更为严重的是用于冲沙入海的水量大大削减，大量泥沙淤积于下游河床，使河道行洪能力减弱，不仅‘小水大灾’，而且存在着决口改道的危患，严重威胁着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今天的黄河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凶猛，但这是暂时的。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领教过黄河发威时的能量。我们应当预见，若干年后，或许百年，或许千年，它还会卷土重来。在未来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应当考虑到黄河不改道这个历史坐标，还应当考虑到黄河改道这个潜在的危害因素。
发掘、保护、继承、利用好黄河改道遗留给连云港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当代文化人的光荣使命，也是历史赋予全体连云港人乃至全体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2001年08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六版;
[2]周锦屏等《古韵胜迹》，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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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洪石《东海名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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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郦道元《水经注》；
[11]郦道元《水经注》；
[12]刘洪石《东海名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3；
[13]《史记•田儋列传》；
[14]《史记•田儋列传》；
[15]韩愈《祭田横墓文》；
[16]明顾乾《云台山志》；
[17]高立保、阮修春《田横五百壮士的最后结局如何？》；
[18]《北京晚报》1983年8月25日《田横的壮士到哪里去了》；
[19]河南文化网《田横五百壮士的下落》；
[20]据连云港市政府网资料; 有0人推荐
1855年黄河大改道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华，河患与国难同作。1855年黄河改道经由山东入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从此，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头上……
1855年（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河决口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汹涌黄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当时，濮范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流。
灾难性的黄河改道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冲破原有河道，改向北行，在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已经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因而，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生，而山东人民却几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人祸加剧天灾
1855年8月1日黄河决口之初，清政权曾设想堵口。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作了一次实地勘察，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几十万，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而1855年对清政权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它的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权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权必然把农民起义当作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深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子下任凭黄水漫流。清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清政权在黄河改道前后的无为表现，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极为惨烈。决口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咸丰年间，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皆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不可胜计。”
相伴而来的苛政兵灾
黄河改道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灾害大多是一过性或间断性的，受灾民众尚有喘息机会，而黄河改道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山东几乎年年黄水泛滥，即使1884年后，也“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适当其时，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均向清王朝杀来，清政权一方面在上谕中屡屡表示“念及小民荡析离居，难安寝馈”，一方面却又催促山东为战事调拨饷粮和向京师解款。1856年11月20日上谕“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解往江南徐州军营，以济要需”。1857年11月16日上谕令山东巡抚崇恩“于山东藩运二库迅速筹拨银五六万两，分起解赴胜保军营以资接济，毋稍迟延”。为应付英法索要赔款，又于1860年10月31日谕令“直隶、山东、河南各解银二十万两……无论何款，赶紧着拨委员星速兼程进京，赴库交纳，银两一日不到，即英法一日不能退兵”。山东灾民的救命粮、活命款就这样被剥夺挪用。
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且逐年加重，清政权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水车薪的赈济还赶不上过度的盘剥搜刮，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而一旦民变发生，清政权即派重兵围剿，所派兵勇更在灾荒、苛政之后，再一次对民众进行蹂躏。这点连当时拥兵来到山东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军机大臣的信函中写道：“先闻东省所派兵勇降众，追剿窜匪，该匪只因官兵追尾，到处不敢停留，乡民受灾尚轻，百姓方庆贼之过境，不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十室九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
遂成“糜烂之地”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山东南部诸县“时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自兰阳漫口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为围剿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水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水倒灌贼巢，土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土捻，烧贼窟数处，生擒捻首李开芳。”后来，李鸿章用“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日盼黄河水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在无情天灾面前，山东民众还要面对更为惨烈的人为的灭顶之灾。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入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力量，把山东搅得“糜烂无遗”。清政权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迭加而至，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有文字记载以来，对黄河决口、改道的记载非常多。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总的来看，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击平原。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指的是黄河初徙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入黄海，再徙于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入渤海，三徙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入黄海，四徙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入渤海，五徙于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入黄海，六徙于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入渤海。
黄河改道是指黄河河道有较大幅度的变迁，有时多年后又回归故道。在黄河决口后，也常有几年不堵，并且时常有意地使几个支河分流下注的。因此，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与其说黄河有一个固定的河道，不如说它经常在变迁着。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理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统计，清初至1840年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与明代（1368—1644年）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情况可谓每况愈下。
黄河决口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缓。1855年黄河改道后，清政权当年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其间原由相当复杂，除资金紧张、内忧外患外，在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是一个原因。正因如此，清政权未能形成统一的治河方案，只是劝导民众筑埝御洪，而民众物力财力有限，再加上惜地护庐，所筑小埝多狭窄简陋，难以容水御水。当时，清政权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考虑，就是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将酿成大祸。在后来“改道派”的奏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调。如在黄水南注“二大患五可虑”中，有一条就是：“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结合捻军发源淮北这一事实，翁氏的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可他忘记了，如果黄河改道北流，山东一带民众何尝不“好勇斗狠”。事实正是这样，黄河北决后，捻军长驱直入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与黄河改道直接有关的就有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在黄河改道的滚滚洪流中，清政权在河难与民怨中一步步走向覆灭。摘自《史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