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
发布时间：2016-12-15
字体大小:
摘要：
党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开拓者
邓发
1927年12月，邓发又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指挥油业工人作战。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时，邓发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数十倍的敌人浴血奋战。12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后，邓发临危不乱的素质再次表露无遗：大家分头隐蔽，分散保存力量。随后，他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
当一切事情处理后，不到半小时，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共产党进来？如果收藏了共产党就要立即杀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共产党”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邓发就叫哥哥赶紧回公安局“包膳食”的饭堂（当时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包伙食）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这盏大“风灯”，才顺利地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邓发灵机一动：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1928年2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他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共产党人，一抓到就杀害。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厉害。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1928年夏天，邓发奉调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历任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并主持建立了中共香港特科。同年秋，邓发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其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中共南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30年9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陈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结合了。
1930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成为闽粤赣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为建立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遗余力。当年曾在邓发身边工作的卢伟良回忆说：“邓发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闽西永定县虎岗，担任闽粤赣省委书记。他指示我护送叶剑英同志途经香港、汕头、澄海、大埔，最后到达苏区。邓发同志十分高兴。此时，邓发同志除直接要我经常去香港联络外，又带回负责同志来，开辟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担任大埔交通站长。”就在这一时期，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错误领导了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7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在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卫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为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维护秩序和稳定，捍卫红色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25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公安部的前身。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由于邓发的努力，红军军纪严明，作风果敢，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邓发参加长征，历任中革军委第2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央纵队第1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支队第3纵队政委等职。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邓发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连夫人陈慧清好几个月也难得见上他一面。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是由他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接到陕北苏区的。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邱会作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提起这件事：“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邱会作晚年完成的回忆录记载了此事。他感慨：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据何方先生回忆，刘英生前曾经告诉他一件事，七大时，毛泽东到张闻天处征求对中委组成的意见，对刘英说，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说。刘英说，别人我都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进中委，他杀人太多。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中央委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党委派已赴苏联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10月初，经过从延安来迪化(即乌鲁木齐)的中央军委联络员周小舟与新疆独裁者盛世才进行磋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已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发（化名方林），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当时，中共与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联共党员帮助盛当局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等。在如此条条框框的局限下，邓发要负责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
邓发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工作，并对报社进行了改组，使其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工作，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报纸的宣传内容等方面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新疆日报》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等之外，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上述宣传工作使新疆各族人民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强了其政治觉悟和抗日爱国热情。新疆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抗日进步的浓厚氛围，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称赞，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和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千里迢迢自内地奔赴新疆，从事讲学、办报和戏剧演艺等活动，促进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经邓发向盛世才举荐，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李云扬（化名李志梁）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选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使学校的面貌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新疆培养了一代青年和专业人才，推动了边疆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早在1938年2月，按照陈云的筹划，经党中央批准后，邓发又充分利用苏联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组建了航空队，旨在为我党我军培养一批既能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干部。当时，若按《新疆日报》所刊招考启事中限定的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条件，我党选派的这43名同志是难以过关的。为此，邓发就亲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队的苏联总教官尤吉耶夫解释说：“我们选调来的学航空的这批干部，都是从小参加红军的干部、共产党员，没读过什么书，如按规定条件考试，都很难考上，因此，请对他们免于文化考试。至于身体条件，可照常进行，按条件录取。”在一番耐心说服下，苏联总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见状，也只好点头答应。此外，邓发还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化空军和民航事业建设中的骨干。
1938年夏，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邓发将黄火青（化名黄民孚）等优秀党员派入该会，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的部长等职，实际上控制了该会。其分会又遍及全疆各地，从而使“反帝会”真正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反帝会”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面对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而造成的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严峻局势，束手无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邓发求援。邓发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经迪化的毛泽民留下来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理财工作经验丰富的毛泽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后，果然不负众望，经过他整顿财经干部作风、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生产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由此，使新疆援助全国抗战的实力大大增强。
根据对盛世才的深入观察和准确判断，邓发在与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针对盛世才既对中共人士处处设防和监视又打着“亲苏友共”的幌子，他时常教导同志们：“他不让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他不让我们发展组织，我们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在他的领导下，新疆党的组织准备工作稳定前进。
1938年夏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一定的转变，他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于是，毛泽民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新疆成为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早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年8月底，赴苏治疗的周恩来抵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除了会见当地的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陈潭秋和邓发的报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动向。然后，他又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4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会谈中，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在乌鲁木齐最好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在新疆的任期还有4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关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周恩来认为，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因为邓发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问题都要请示他，盛世才也了解这一点。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后来，周恩来说，盛世才对邓发既恨又怕，恰恰说明他在新疆干得不错。
1939年夏，邓发在乘坐小车去机场接人时，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盛世才的态度，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这时，他完全可向组织上申请将妻子陈慧清也一起带走，但他并未那样做。直至1942年底，陈慧清才被调离新疆，回到延安与邓发团聚。
在新疆期间，邓发一手撮合成了毛泽东亲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婚事。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1938年从上海到延安、毕业于陕北公学的朱旦华与27位同学一起被党派到了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先在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1939年的初春，在省政务委员会议室里，政务委员们正围坐在长方形桌子周围，听省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毛泽民）宣读《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的计划。计划宣读后，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主张拿出去试试看再说，有的人表示反对。朱旦华在听了各种意见后，毅然站起来，坚决支持周厅长的主张，并讲了理由。
毛泽民问邓发：这位操浙江口音的女委员是谁？邓发当时是新疆的党代表，当然知道朱旦华的情况。没几天，邓发找朱旦华谈话：“你的年纪不小了，该成家了吧！”邓发开门见山。
朱旦华被猛然一问，顿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邓发又以一个长者的口气说道：“女同志找对象，首要的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就是这种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难怪和毛泽东有些像哩。”她恍然大悟之后，忍不住又问了一句，“毛泽民不是早就结了婚吗？”
邓发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他们长期不在一起，感情破裂了，是经过组织批准分手的。”并告诉她：“周厅长身边的秘书、司机、公务员都是盛世才安插去的。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上说，周厅长需要一位贤内助。”不久，他俩开始了直接交往。毛泽民去苏联治病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也将朱旦华请来了。席间，邓发举起酒杯，高声说道：“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饯行，也是为周彬与朱旦华办的订婚酒。”1940年4月间，毛泽民与朱旦华举行了婚礼。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45岁，中年得子真是喜不自胜，亲自为儿子取名“毛远新”。
1939年秋，邓发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再次成人之美。又一次做“红娘”，撮合成邓小平、卓琳的婚事。1939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一起从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延安后，邓小平与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到：邓发和邓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卓琳也承认邓发是邓小平的“好友”。邓发热心快肠，见邓小平与金维映离婚后孑然一身，要替他找一个漂亮姑娘。一有空闲，邓发就拉着邓小平到处转，刘伯承戏说他们活像两个“夜游神”。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还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孔原和许明。出席婚礼的佳宾，都是未来共和国的中流砥柱。这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突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来，拼命地灌酒。很快孔原就被灌醉了，丢下新婚的妻子，独自在洞房里酣然沉睡。而素来酒量小的邓小平有敬必喝，竟然不醉。当时，很多人都称邓小平“海量”。其实，这是邓发做的手脚。当酒阵刚摆开阵势时，邓发见来头不善，就对刘伯承说：“我们要想个法子帮小平一下，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总是不好。”于是，他与李富春合谋，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免出洋相，不然邓小平一样会醉倒金山。为了给邓小平夫妇提供洞房，邓发还把居住的窑洞腾了出来。
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职工运动的领导，又调任邓发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一直肩负解放区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并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邓发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上，邓发作了演说，代表中国工人提出了八项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支持，并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邓发回国，在重庆与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一起为中国工人组织的统一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和朱学范结下了深厚友谊。值得一提的是，邓发回国前，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托他带到延安面呈毛泽东。为不负所托，他将油画精心包裹，形影不离。1946年4月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灰飞烟灭。
1946年4月19日，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
1906年3月7日邓发出生
1912年邓发入归庵书堂读书。
1921年邓发辍学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做勤杂
1925年7月任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1925年10月邓发由苏兆征介绍入党
1926年7月邓发入国民党
1927年4月邓发任中共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
1927年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邓发任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
1929年邓发任广州市委书记。
1930年9月邓发任中共6届3中中央委员。
1934年10月邓发参加长征1935年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
1936年6月邓发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1937年邓发在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并学习
1945年4－6月参加中共7大，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5年9—10月邓发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
邓发，原名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父亲邓兴戚和母亲欧氏仅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过活，生活常常无以为继，只得间或做点小买卖支撑着贫困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邓发只受过初小教育，十五岁时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期间，他结识了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受苏兆征的影响，邓发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从此，他就抱定志向，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于是，他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
1922年春，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当年1月，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锻炼成为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1925年6月19日，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开始，邓发是这次大罢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926年夏，北伐开始，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的邓发，协助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组织宣传队、运输队和救护队，追随北伐军出征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1927年春，邓发返回广东，出任中共广东油业总工会支部书记。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他的革命经验日益丰富，临危不乱的品质为同志们称道。当年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之后，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屠杀，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呢！
1927年12月，邓发又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指挥油业工人作战。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时，邓发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数十倍的敌人浴血奋战。12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后，邓发临危不乱的素质再次表露无遗：大家分头隐蔽，分散保存力量。随后，他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
当一切事情处理后，不到半小时，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共产党进来？如果收藏了共产党就要立即杀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共产党”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邓发就叫哥哥赶紧回公安局“包膳食”的饭堂（当时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包伙食）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这盏大“风灯”，才顺利地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邓发灵机一动：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1928年2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他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共产党人，一抓到就杀害。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厉害。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1928年夏天，邓发奉调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历任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并主持建立了中共香港特科。同年秋，邓发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其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中共南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30年9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陈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结合了。
1930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成为闽粤赣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为建立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遗余力。当年曾在邓发身边工作的卢伟良回忆说：“邓发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闽西永定县虎岗，担任闽粤赣省委书记。他指示我护送叶剑英同志途经香港、汕头、澄海、大埔，最后到达苏区。邓发同志十分高兴。此时，邓发同志除直接要我经常去香港联络外，又带回负责同志来，开辟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担任大埔交通站长。”就在这一时期，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错误领导了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7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在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卫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为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维护秩序和稳定，捍卫红色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25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公安部的前身。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由于邓发的努力，红军军纪严明，作风果敢，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邓发参加长征，历任中革军委第2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央纵队第1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支队第3纵队政委等职。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邓发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连夫人陈慧清好几个月也难得见上他一面。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是由他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接到陕北苏区的。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邱会作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提起这件事：“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邱会作晚年完成的回忆录记载了此事。他感慨：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据何方先生回忆，刘英生前曾经告诉他一件事，七大时，毛泽东到张闻天处征求对中委组成的意见，对刘英说，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说。刘英说，别人我都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进中委，他杀人太多。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中央委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党委派已赴苏联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10月初，经过从延安来迪化(即乌鲁木齐)的中央军委联络员周小舟与新疆独裁者盛世才进行磋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已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发（化名方林），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当时，中共与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联共党员帮助盛当局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等。在如此条条框框的局限下，邓发要负责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
邓发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工作，并对报社进行了改组，使其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工作，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报纸的宣传内容等方面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新疆日报》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等之外，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上述宣传工作使新疆各族人民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强了其政治觉悟和抗日爱国热情。新疆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抗日进步的浓厚氛围，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称赞，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和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千里迢迢自内地奔赴新疆，从事讲学、办报和戏剧演艺等活动，促进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经邓发向盛世才举荐，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李云扬（化名李志梁）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选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使学校的面貌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新疆培养了一代青年和专业人才，推动了边疆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早在1938年2月，按照陈云的筹划，经党中央批准后，邓发又充分利用苏联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组建了航空队，旨在为我党我军培养一批既能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干部。当时，若按《新疆日报》所刊招考启事中限定的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条件，我党选派的这43名同志是难以过关的。为此，邓发就亲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队的苏联总教官尤吉耶夫解释说：“我们选调来的学航空的这批干部，都是从小参加红军的干部、共产党员，没读过什么书，如按规定条件考试，都很难考上，因此，请对他们免于文化考试。至于身体条件，可照常进行，按条件录取。”在一番耐心说服下，苏联总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见状，也只好点头答应。此外，邓发还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化空军和民航事业建设中的骨干。
1938年夏，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邓发将黄火青（化名黄民孚）等优秀党员派入该会，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的部长等职，实际上控制了该会。其分会又遍及全疆各地，从而使“反帝会”真正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反帝会”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面对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而造成的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严峻局势，束手无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邓发求援。邓发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经迪化的毛泽民留下来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理财工作经验丰富的毛泽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后，果然不负众望，经过他整顿财经干部作风、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生产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由此，使新疆援助全国抗战的实力大大增强。
根据对盛世才的深入观察和准确判断，邓发在与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针对盛世才既对中共人士处处设防和监视又打着“亲苏友共”的幌子，他时常教导同志们：“他不让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他不让我们发展组织，我们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在他的领导下，新疆党的组织准备工作稳定前进。
1938年夏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一定的转变，他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于是，毛泽民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新疆成为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早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年8月底，赴苏治疗的周恩来抵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除了会见当地的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陈潭秋和邓发的报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动向。然后，他又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4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会谈中，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在乌鲁木齐最好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在新疆的任期还有4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关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周恩来认为，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因为邓发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问题都要请示他，盛世才也了解这一点。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后来，周恩来说，盛世才对邓发既恨又怕，恰恰说明他在新疆干得不错。
1939年夏，邓发在乘坐小车去机场接人时，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盛世才的态度，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这时，他完全可向组织上申请将妻子陈慧清也一起带走，但他并未那样做。直至1942年底，陈慧清才被调离新疆，回到延安与邓发团聚。
1939年9月，邓发告别新疆，临行前他还和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化名徐杰）一道研究了有关工作。末了，他怀着对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片赤诚之心，一针见血地告诫陈潭秋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在1942年后大变脸，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证明了邓发的远见卓识。
在新疆期间，邓发一手撮合成了毛泽东亲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婚事。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1938年从上海到延安、毕业于陕北公学的朱旦华与27位同学一起被党派到了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先在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1939年的初春，在省政务委员会议室里，政务委员们正围坐在长方形桌子周围，听省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毛泽民）宣读《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的计划。计划宣读后，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主张拿出去试试看再说，有的人表示反对。朱旦华在听了各种意见后，毅然站起来，坚决支持周厅长的主张，并讲了理由。
毛泽民问邓发：这位操浙江口音的女委员是谁？邓发当时是新疆的党代表，当然知道朱旦华的情况。没几天，邓发找朱旦华谈话：“你的年纪不小了，该成家了吧！”邓发开门见山。
朱旦华被猛然一问，顿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邓发又以一个长者的口气说道：“女同志找对象，首要的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就是这种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难怪和毛泽东有些像哩。”她恍然大悟之后，忍不住又问了一句，“毛泽民不是早就结了婚吗？”
邓发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他们长期不在一起，感情破裂了，是经过组织批准分手的。”并告诉她：“周厅长身边的秘书、司机、公务员都是盛世才安插去的。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上说，周厅长需要一位贤内助。”不久，他俩开始了直接交往。毛泽民去苏联治病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也将朱旦华请来了。席间，邓发举起酒杯，高声说道：“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饯行，也是为周彬与朱旦华办的订婚酒。”1940年4月间，毛泽民与朱旦华举行了婚礼。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45岁，中年得子真是喜不自胜，亲自为儿子取名“毛远新”。
1939年秋，邓发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再次成人之美。又一次做“红娘”，撮合成邓小平、卓琳的婚事。1939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一起从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延安后，邓小平与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到：邓发和邓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卓琳也承认邓发是邓小平的“好友”。邓发热心快肠，见邓小平与金维映离婚后孑然一身，要替他找一个漂亮姑娘。一有空闲，邓发就拉着邓小平到处转，刘伯承戏说他们活像两个“夜游神”。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还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孔原和许明。出席婚礼的佳宾，都是未来共和国的中流砥柱。这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突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来，拼命地灌酒。很快孔原就被灌醉了，丢下新婚的妻子，独自在洞房里酣然沉睡。而素来酒量小的邓小平有敬必喝，竟然不醉。当时，很多人都称邓小平“海量”。其实，这是邓发做的手脚。当酒阵刚摆开阵势时，邓发见来头不善，就对刘伯承说：“我们要想个法子帮小平一下，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总是不好。”于是，他与李富春合谋，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免出洋相，不然邓小平一样会醉倒金山。为了给邓小平夫妇提供洞房，邓发还把居住的窑洞腾了出来。
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职工运动的领导，又调任邓发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一直肩负解放区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并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邓发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上，邓发作了演说，代表中国工人提出了八项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支持，并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邓发回国，在重庆与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一起为中国工人组织的统一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和朱学范结下了深厚友谊。值得一提的是，邓发回国前，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托他带到延安面呈毛泽东。为不负所托，他将油画精心包裹，形影不离。1946年4月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灰飞烟灭。
1946年4月19日，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